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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王丹，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 丹】回过头来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我们要的几个前提，不把前题设在那里的话，讨论起来可能找不到交叉点。我们经常讲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但是，我 们谈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 外界尤其是西方主要谈的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在讲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问题是说改革只应该是经济改革吗？如果我们来回顾中共建国 六十周年以也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好，仅仅从经济改革这个角度，或者说过多地强调这个角度的话，我觉得不可能很客观的去看中国过去三十年走的道路。我不 是针对我们在座的各位，在座的各位都谈了很多经济改革以外的东西，可是我想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从整个西方的舆论也好；从西方的学界讨论也好，我觉得都太 侧重「经济」这个层面。
第二前提，到底是「改革」；还是「开放」呢？「改革开放」，我觉得很大一个特点其实还是「开放」比较多，真正的「改革」到底有多少？其实真正的「改革」并不多；但是「开放」的领域也比较少，包括政策的开放啊；包括对外资的开放啊，我觉得对这个大的特点应该有一个厘清。
第 三个前提，我也是针对西方来说。 整个西方看中国，看到的都是已经变了。三十年来尤其最近『六四』以后二十年来，确实中国变化很大。问题是说中国有很多东西，其实完全没变。我们看到这次 「红海洋」的出现，就是海外留学生的「愤青」，几万人举着了红旗上街。我们也看到王千源，提了一点不同意见，如果你上BBS看，都是留学生，都是博士，他 们都是像疯子，坚决不能讨论，王千源这样的就直接打死算了。这些东西我想在座很多人其实很熟悉，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胡杰不是拍了卞仲耘老师被学生打死的 电影嘛，他们都是些中学生。 连这个都没变，不是说换了一代人就变了，这些东西埋在骨子里了。 像现在新留学生，你说他们受过多少共产党毒害？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变。我们一定要认清说，三十年以来，中共统治中国一直没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去看 改革开放，觉得能够更客观一点，这是我谈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就觉得中国三十年改革「起始路径」问题。 「起始路径」决定了后来三十年以来的发展，很多问题是因为「起始路径」引起的问题。邓小平不是讲了吗，要「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那我们现在想的很清楚 了，「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本身就很有问题。哪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啊？怎么让一部份人富起来啊？凭什么就那部份人富起来啊？谁来监督富起来的那一部份呢？
我 觉得整个经济改革，它的起点很清楚地就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上，「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就非常清楚的设定一个不公正的起点，所以这个改革现在来 看，变得就很明白。一个是说「剥夺一部份人，让另一部份人获利」，这是三十年改革很大的一个特点。第二，就是说「维持一部份不变，放开另一部份」。像乡镇 企业放的很开，但真正国有企业有多大的变化。政治领域不去解决，而经济领域放开。基本特点就是「维持一部份不变，放开另一部份」；以及「剥夺一部份，让另 一部份获利」。这是我回顾改革看到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样的路径能够延续多久？我觉得有相当的问题。 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剥夺一部份，让另一部份获利的话，很明显获利的那一部份，慢慢地就会脱离国家机器。就是说他自己利益已经不需要国家机器来对等了，慢慢地 它会使得国家力量，或者说原来的极权这一部份的力量有所削弱。那么「维持一部份，放开另一部份」，政府也很难继续控制。因为你放开那部份，慢慢地也愈来愈 难去掌控；而那一部份的成长就慢慢地会脱离国家力量的控制，这就是涉及到对未来的一个展望。
我觉得未来基本上是一个交叉点；是一个国家力 量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此消北彼长。社会力量的增长会比国家力量的增长更有空间，因为它本来就很小，所以它发展的空间挺大；国家力量的增长其实有很大的空间限 制，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交叉点，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应该会出现的就是所谓的一个，公民力量、公民成份的增长，那当这个增长，这个点倒底什么时候出现？我没办 法给它算命，很可能也几十年不变；也有可能明天就变。我觉得我们看中国未来的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确定性。而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就是很不确定性。私人访 问倒台，很多高干都完全不知道，这集团制度的特点就决定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它有可能很长时间不变；也有可能非常快就变化，这种不确定性， 我觉得我们没办法说，真的去设计一个方案，说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考虑一些应对的方案，如果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
一九八九年的王丹
第 三个部份，我想说说「六四」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的作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绕不开「六四」这个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很值得切入的点，从这个点来看改 革开放，也许会有一个新的角度。我觉得没有前十年，就是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七这十年的话，不可能有「六四」。像整个八十年代的启蒙的结果、理想主义啊，包括 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不公现象，就是官倒等。没有这些事情就不可能有「六四」的发生。但是『六四』导致了后来二十年改革的特点，我觉得这个是讨论比较少的。
我 想「『六四』」以后，或者说受『六四』影响，形成的后来二十年中国的一些特点，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在知识精英阶层出现「犬儒主义」。过去八十 年代，如果自己怯懦的话，还不好意思。现在的知识份子要是不敢讲话，理直气壮，人而且给自己找很多理由，而且很精僻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这种「犬儒主义」 是八九年以后出现的。
第二个，从国家层面，「经济决定论」全面地占据了国家所有的政策，一切都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这个也是八十年代没有的。
第 三个，就是说整个社会层面「常识」消失。其实我们有些讲说重建道德，我觉得中国还重建道德呢？别说道德，连伦理都没有了；别说伦理，现在连常识都没啦。整 个后二十年整个社会全面流失常识。很简单道理「不能杀人」，它算不算常识呢？这么简单的常识。你看现在多少人振振有词的说，「六四」开枪应该的。包括当初 被迫害现在都这么说。我们不要讨论政策这个层面，「不能杀人」这么简单的一个常识，怎么可能「六四」开枪是对的呢？这些东西本来是不能讨论的，这是社会公 理。如果一个社会公理，连这些底线都可以讨论的话，社会没法向前走。但是我们看整个后二十年的改革，我觉得整个常识全面的流失。我想这三个意见都是直接跟 「『六四』」有关的，当然这个镇压以及后来政策的导引导致的。
所以我们要看改革开放的话，真的应该把「六四」做为一个切入点；或者是从 「『六四』」这个角度，去看它对改革开放的影响；以及改革开放对它的影响。当然这个可能是个大文章，在座的各位都是高人，希望你们能够，如果能够从这个角 度去想的话，那么在明年「六四」二十多年的时候，写出相对的一些思考，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收获。我想我就简单说这些，谢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编 者注】王丹北京人。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转入历史系。「八九民运」期间，担任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和「保卫天安门广场 指挥部」副总指挥。是绝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六四」事件后，王丹被中共当局全国通缉，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监禁四年， 1993年2月获假释。1995年，再次被捕，并在1996年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中共当局允许王丹「保外就医」，并于同年4月19日将他递解上一班前往美国的飞机。1998年7月就读哈佛大学， 2001年6月10日获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学位，2008年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现任《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一九八九基金会」理事长 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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