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六四」舆改革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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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王丹，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 丹】回过头来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我们要的几个前提，不把前题设在那里的话，讨论起来可能找不到交叉点。我们经常讲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但是，我 们谈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 外界尤其是西方主要谈的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在讲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问题是说改革只应该是经济改革吗？如果我们来回顾中共建国 六十周年以也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好，仅仅从经济改革这个角度，或者说过多地强调这个角度的话，我觉得不可能很客观的去看中国过去三十年走的道路。我不 是针对我们在座的各位，在座的各位都谈了很多经济改革以外的东西，可是我想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从整个西方的舆论也好；从西方的学界讨论也好，我觉得都太 侧重「经济」这个层面。

第二前提，到底是「改革」；还是「开放」呢？「改革开放」，我觉得很大一个特点其实还是「开放」比较多，真正的「改革」到底有多少？其实真正的「改革」并不多；但是「开放」的领域也比较少，包括政策的开放啊；包括对外资的开放啊，我觉得对这个大的特点应该有一个厘清。

第 三个前提，我也是针对西方来说。 整个西方看中国，看到的都是已经变了。三十年来尤其最近『六四』以后二十年来，确实中国变化很大。问题是说中国有很多东西，其实完全没变。我们看到这次 「红海洋」的出现，就是海外留学生的「愤青」，几万人举着了红旗上街。我们也看到王千源，提了一点不同意见，如果你上BBS看，都是留学生，都是博士，他 们都是像疯子，坚决不能讨论，王千源这样的就直接打死算了。这些东西我想在座很多人其实很熟悉，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胡杰不是拍了卞仲耘老师被学生打死的 电影嘛，他们都是些中学生。 连这个都没变，不是说换了一代人就变了，这些东西埋在骨子里了。 像现在新留学生，你说他们受过多少共产党毒害？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变。我们一定要认清说，三十年以来，中共统治中国一直没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去看 改革开放，觉得能够更客观一点，这是我谈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就觉得中国三十年改革「起始路径」问题。 「起始路径」决定了后来三十年以来的发展，很多问题是因为「起始路径」引起的问题。邓小平不是讲了吗，要「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那我们现在想的很清楚 了，「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本身就很有问题。哪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啊？怎么让一部份人富起来啊？凭什么就那部份人富起来啊？谁来监督富起来的那一部份呢？

我 觉得整个经济改革，它的起点很清楚地就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上，「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就非常清楚的设定一个不公正的起点，所以这个改革现在来 看，变得就很明白。一个是说「剥夺一部份人，让另一部份人获利」，这是三十年改革很大的一个特点。第二，就是说「维持一部份不变，放开另一部份」。像乡镇 企业放的很开，但真正国有企业有多大的变化。政治领域不去解决，而经济领域放开。基本特点就是「维持一部份不变，放开另一部份」；以及「剥夺一部份，让另 一部份获利」。这是我回顾改革看到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样的路径能够延续多久？我觉得有相当的问题。 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剥夺一部份，让另一部份获利的话，很明显获利的那一部份，慢慢地就会脱离国家机器。就是说他自己利益已经不需要国家机器来对等了，慢慢地 它会使得国家力量，或者说原来的极权这一部份的力量有所削弱。那么「维持一部份，放开另一部份」，政府也很难继续控制。因为你放开那部份，慢慢地也愈来愈 难去掌控；而那一部份的成长就慢慢地会脱离国家力量的控制，这就是涉及到对未来的一个展望。

我觉得未来基本上是一个交叉点；是一个国家力 量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此消北彼长。社会力量的增长会比国家力量的增长更有空间，因为它本来就很小，所以它发展的空间挺大；国家力量的增长其实有很大的空间限 制，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交叉点，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应该会出现的就是所谓的一个，公民力量、公民成份的增长，那当这个增长，这个点倒底什么时候出现？我没办 法给它算命，很可能也几十年不变；也有可能明天就变。我觉得我们看中国未来的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确定性。而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就是很不确定性。私人访 问倒台，很多高干都完全不知道，这集团制度的特点就决定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它有可能很长时间不变；也有可能非常快就变化，这种不确定性， 我觉得我们没办法说，真的去设计一个方案，说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考虑一些应对的方案，如果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

一九八九年的王丹



第 三个部份，我想说说「六四」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的作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绕不开「六四」这个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很值得切入的点，从这个点来看改 革开放，也许会有一个新的角度。我觉得没有前十年，就是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七这十年的话，不可能有「六四」。像整个八十年代的启蒙的结果、理想主义啊，包括 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不公现象，就是官倒等。没有这些事情就不可能有「六四」的发生。但是『六四』导致了后来二十年改革的特点，我觉得这个是讨论比较少的。

我 想「『六四』」以后，或者说受『六四』影响，形成的后来二十年中国的一些特点，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在知识精英阶层出现「犬儒主义」。过去八十 年代，如果自己怯懦的话，还不好意思。现在的知识份子要是不敢讲话，理直气壮，人而且给自己找很多理由，而且很精僻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这种「犬儒主义」 是八九年以后出现的。

第二个，从国家层面，「经济决定论」全面地占据了国家所有的政策，一切都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这个也是八十年代没有的。

第 三个，就是说整个社会层面「常识」消失。其实我们有些讲说重建道德，我觉得中国还重建道德呢？别说道德，连伦理都没有了；别说伦理，现在连常识都没啦。整 个后二十年整个社会全面流失常识。很简单道理「不能杀人」，它算不算常识呢？这么简单的常识。你看现在多少人振振有词的说，「六四」开枪应该的。包括当初 被迫害现在都这么说。我们不要讨论政策这个层面，「不能杀人」这么简单的一个常识，怎么可能「六四」开枪是对的呢？这些东西本来是不能讨论的，这是社会公 理。如果一个社会公理，连这些底线都可以讨论的话，社会没法向前走。但是我们看整个后二十年的改革，我觉得整个常识全面的流失。我想这三个意见都是直接跟 「『六四』」有关的，当然这个镇压以及后来政策的导引导致的。

所以我们要看改革开放的话，真的应该把「六四」做为一个切入点；或者是从 「『六四』」这个角度，去看它对改革开放的影响；以及改革开放对它的影响。当然这个可能是个大文章，在座的各位都是高人，希望你们能够，如果能够从这个角 度去想的话，那么在明年「六四」二十多年的时候，写出相对的一些思考，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收获。我想我就简单说这些，谢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编 者注】王丹北京人。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转入历史系。「八九民运」期间，担任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和「保卫天安门广场 指挥部」副总指挥。是绝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六四」事件后，王丹被中共当局全国通缉，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监禁四年， 1993年2月获假释。1995年，再次被捕，并在1996年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中共当局允许王丹「保外就医」，并于同年4月19日将他递解上一班前往美国的飞机。1998年7月就读哈佛大学， 2001年6月10日获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学位，2008年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现任《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一九八九基金会」理事长 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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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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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胡平先生，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胡 平】今年是中国改革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确实有了比较显着的发展。当然这中间有非常多的问题；当然也有泡沫经济的成分；另外还有极度的贫富悬殊、环 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问题。不过总的来说呢，它经济发展的很快，这倒是一个我们应该承认的事实。问题是造成所谓中国「奇迹」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 原因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六四」。没有「六四」屠杀，就不会有这个中国「奇迹」。

从一九七八年起，中国开始进行带有市场 取向、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个改革造成了很多的后果。第一，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二，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 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你回头你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了，这不等于说你革命革错了吗？你掌权也没有道 理了吗？所以它的改革不是个共产党革命和政权的自我完善，而是一种自我否定。

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它唯一的法宝就是说你们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你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你自己是资本家了，你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你还有什么理由去压制别人呢？这个问题其实在改革一开始，很多中共上层的人就是非常清楚的。

我 听到一个故事，当年袁庚奉命到蛇口工业区上任，去主办蛇口特区，他的儿子就问过他。因为袁庚是当地人，三十年前他是解放军的炮兵团长，是他带兵去解放的深 圳。所以他儿子就问他说：三十年前你带着兵去占领深圳，把那里私有制变成公有制；三十年后你又跑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那你是在干 什么呢？袁庚半天没话说，后来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总是这么穷嘛！所以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干什么，非常清楚。

像「辛 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句话，实际上在八零年代初期就已经出现，当时很多人可能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你看邓小平讲「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第一次 革命是哪一次呢？就四九年这一次嘛！你改革，说了半天，就是在改你四九年那次革命嘛！中国需要改革，就说明四九年那次革命错了嘛。所以在当时，他的这种改 革越深入，人们对于原来的道路的怀疑和否定就越强。所以他的改革就成为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

另外呢！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也就是腐败的大量出现。


最 近，我看他们国内讨论改革三十周年，很多人还在为这个「双轨制」是谁提出来的争论。当然「双轨制」当时提出来是情有可原，因为你要彻底放开，那个阻力就比 较大。其实，现在鼓吹中国经济改革「渐进改革」模式的主要人物，在当时都是主张全面放开的。包括张维迎本人都是持这个观点；另外还有张五常更是这个观念； 包括弗里德曼也是这种观点。

张五常还讲过一个例子，说要一次放开。他说狗尾巴你不能一段一段的斩，那它不疼死了，你干脆一刀斩断就完 了。这跟中国话所说的「长痛不如短痛」是一个道理的。当时像吴敬琏他们反对「双轨制」的主要理由，也就是说它必然会造成权势人物，利用他们的权力利用两个 「轨」之间的差价牟取暴利，腐败必然出现。后来施行了「双轨制」，它确实造成大量的官商、官倒，这也是导致「八九民运」爆发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 们知道八九年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丶反腐败」。那么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和平结局，那么，这 个中国后来的道路，我想就和俄国和东欧相差无几了。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三分之一、四分之 一左右。另外，没有上街的人，大部份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所以说「八九民运」在党内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分裂。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 单，因为党内相当一批人他们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认为镇压是正当的。他们早就失去了用暴力镇压这种和 平民众抗议活动的正当性的考虑。他们知道共产党过去给人民带来过很大的灾难；他们知道他们对不起老百姓。因此凭什么别人要抗议丶要上街去，你还去杀人呢？

谈到苏联丶东欧，我们知道苏联丶东欧大部分领导人（除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之外），也是在民众的和平抗议面前没有动用武力。他们没有动 用武力的原因，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就像美国一个学者讲到的一个道理，他说，当时为什么苏联和东欧的领导人不去镇压的理由，是因为官僚对保卫手中的权力无话 可说，就是说他们找不出理由来说服自己去镇压别人。当握有扳机的人完全无话可说的时候，他们怎么扣得动扳机呢。

当然在中国毕竟后来发生「六四」屠杀，邓小平下令开的枪，尽管他对共产主义早就不相信了。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期接见一个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所以说他脑袋还是非常清楚的，但毕竟发生「六四」屠杀。「六四」屠杀之后，我想中国的改革从此就改变了方向。

我 认为谈三十年改革不恰当，因为这明明是两场改革。第一场改革跟第二场改革的性质、情况完全是不一样。在「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经济改革走向歧途。在「六 四」后最初的一个阶段，由于「六四」屠杀，再加上苏联东欧的巨变，在中共上层引起了一片恐慌。对未来应该怎么走，感觉非常徨惑。在这个时候呢，党内就有人 提出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和平演变」 ，也要在经济上反对和平演变。认为「自由化」 、「八九民运」闹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光是政治上的问题，也有经济上的问题。这是一定有它的经济基础。于是就对当时已经搁浅的经济改革，出现了一种「反攻 倒算」的声音。包括当时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在内部讲话中，提出要个体户「倾家荡产」 。

就在这个时候，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他提出要加快改革 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这时邓小平就想明白了，你再回过头去强调你的社会主义、正统的社会主义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你人都杀了；你的意识形态已经 是千疮百孔了，再把它修补起来你是不可能的。现在人民之所以没有反抗，是他们没能力反抗！是他们打不过我们。到这个时候，他没有必要在乎资本主义或是社会 主义了，所以他说不问姓「社」姓「资」。

以前他还在八零年代他强调，一定要把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相区分。他区分的真正考虑不是对不 同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有什么考虑。他说，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了，那凭什么就坐在这儿呢？我们凭什么去压别人呢？现在横竖都已经去杀人了， 都已经是那么回事了！我们还说是什么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这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嘛！所以在「六四」之后「保守派」曾一度以为他们要翻身，要得势了，证 明他们对了，但结果他们马上发现他们比原来更没有市场。因为到这个时候，邓小平更不在乎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了。结果就是大踏步地走向资本主义， 而且在这方面就应该走的更远。

正因为「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自由化」民主力量遭到了压制，九二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 免的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社会化，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改革的旗号之下「化公为私」。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那么后来的经济改革就 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腐败；不可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所谓官员的「化公为私」的行为。

如果没有「六四」屠杀，那么各种民间组织必然是雨 后春笋，风起云涌。工人的工会也好、农会也好都会出现。你怎么可能下达一道命令，就使几千万国营企业工人就成了下岗工人，这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昨天有人也讲到了，像当年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没怎么给钱，就这么一件事，他就被轰下台了。你想那个时候人们的道德要求有多高！怎么后来允许这么多腐 败现象发生，所以就说，如果没有「六四」屠杀，中国的改革就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六四」之后中国进行的这种 「权贵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丶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丶最容易成功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 「公有制」变成「私有制」 ；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 。那么你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 ，这在实践上是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早 在共产国家刚刚提出改革的时候，有人就打个比喻说，怎么能把 「鱼汤再变成鱼」 。你当年把「私有制」变「公有制」，就是把「鱼」杀完了，变成「鱼汤」了；现在「公有制」已经建立起来了，你要变回去「私有制」，你怎么变法呢？具体操作 起来非常困难。但讲起来大致有好几种变法：第一种变法就是你退还，物归原主。你抢人家地主的地，还给人家地主。你抢了人家资本家的企业，就还给人家资本 家。可以退实物，也可以退金钱，用钱来补偿。在东欧一些国家中呢！特别像捷克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施行了这种「退还原主」 的办法。但是「退还」这其中也有很多的问题，且不说你共产党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江山了，原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有的人已经死了；而且你在此 基础上又新建了很多企业，新开发来一些资源。所以你不可能都采取还的办法。

那么更多地是采取就是「分」的办法。中国农村改革之所以出 现的比较平稳的过度，基本上就是采取了「分」的办法。虽然农民没有得到他的土地所有权，但至少得到的了使用权。那么你在进一步地落实把所有权都还给人家。 但是「分」的办法，你对农村还好办，你对企业丶对工厂就不好办了。因为农田你一块大田分成一百份，它还是田。但一个工厂你分上一百份，每个人拿一块回去， 那工厂就没了。所以企业，它是不可分解、不可肢解的，你不可能分。所以一般采取的办法就是，把整个资产折价成股。然后老百姓一人分一股。当年苏联、捷克都 搞这种类似这种方案。这种方案的好处就是很公平，大家都很接受。既然说全体财产都是属于全国人民，对！那现在你就要落到实处，全国人民一人一份。

但 这里面最大问题，就是它造成资产过度的零碎化。每人有一股，但每人只有一股，到头来你和原来的国有企业、公有制没有什么区别。照样是个大锅饭；照样是一个 企业没有人负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导致经营的效益急剧下降。在一段时间之内，它不但不会生产有所上升，还会滑坡。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 市场的运作，慢慢地丶慢慢地出现一些人富裕起来了。他们有足够的资本，他们能够掌控比较多的股份丶企业。他们真变成资本家了，那么他们能像资本家一样行 事，这个「资本主义」才能运作起来。

因为毕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建立在千千万万个小店主，每个人一份儿，一个小摊儿的基础上的；在 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规模经营之上的。所以说要求一个国家要有富人，有一些有钱人，得有一些资本家。而过去共产革命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穷人，怎么样 在一个全体都是穷人的国家，能够出现一小批富人呢？这点是非常困难的事。你开放市场，最初你平分，那必须要经过一个相当的一个过程，才可能使财富财产慢慢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头，出现新的资本家，所以这种采取「分」的办法，是最公平的最合理的；大家最容易接受的，但在一段时间之内，它本身对经济成长是相当有害 的。它会使你的生产滑坡。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卖」，把大企业就卖掉。但要卖掉也有很多困难，在改革初期没有有钱人，没有人能买 得起。你一个生产队、一个公社，要有什么鱼池呀，有个瓦窑呀，你还可以叫某个人出来承包，还可以让他买下来。可你说一个鞍山钢铁公司、一个安源煤矿，那谁 买得下来呢？中国人不可能有人买得下来。另外，如果采取什么办法，就说「贷款」 吧，而「贷款」一、两万这没问题，可是你根本没有任何偿还能力，你们个人信用全都等于零，银行凭甚么贷给你，而不贷给他呢？你们都一样的嘛！另外呢，一个 企业它到底该值多少钱？这也说不清楚的。所以另外这个办法呢就很容易造成「开后门」。因为他可以任意压低价格，把东西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

所 以有些国家就干脆采取把企业卖给外国人的方法。我们自己没有资本家，没有有钱人，那么干脆卖给外国人。所以匈牙利有很多企业就卖给了外国人，买的非常的 多，以至于匈牙利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匈牙利还是不是匈牙利人的了？都卖完了嘛。当然这涉及到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工业需要保护这样一大堆的问题。当 然这也是对于匈牙利这样比较小的国家，还比较可行一点。然而你想中国这么大，就是卖你也很难找到这么多的买主。

那么你也可以看出要把 这「公有制」变成「私有制」，不管是您采取这个「退还」 ，「物归原主」的办法；还是采取「平均分配 」的办法；还是采取「出卖」的办法，都有很多的困难。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早在八零年代初期，张五常提出了个办法，他说，你干脆送，就送给当官的不就完啦！那为什么送给当官的呢？他说因为你把产权一明确，这不就上轨道了，这个经 济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

为什么送给当官的呢？他说，你不用管当官的有甚么道德优越性，为什么他们该得，他们不该得。你给他们，他们就不会 反对改革了。所以要改革你总不能侵犯这些人，你要考虑既得利益者的这些利益。他提出白白送给人就完了。这是他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提出来的。当时也没有任何人 敢答应这个做法，因为这也太讲不过去了。但是八九「六四」之后出现的中国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送给当官的。党委书记、厂长，一下子就成了资本家，那 么他们当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的行为。

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把原来的大资产拆散，它没有拆散，它很集中。中国是厂长、书记一步到位，变 成资本家了。那么它的运行马上就进入资本主义的运行轨道了，你原来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一些大企业，这工业没有受到太多的破坏。那么这么一来呢，八九 之后，「六四」之后，中国就是把原来企业就送给了大大小小的官员。现在的共产党就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董事会；各级官员就是自己的CEO，这基本上就是个「化 公为私」的一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一段时期内它可能是最有效的，它避免了我们在俄国、东欧经济中所看到的经济滑坡。但一个最大的问 题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没有任何正当性。凭什么东西就成了你的了呢？对不对？昨天你还刚刚抢了别人，怎么今天就成为你的呢？这个道理实在讲不过去嘛！ 而这个道理是一般中国人都很清楚的，没有人不明白。

我老是引用十几年前的『读书』杂志的一篇小文章中就讲的，说有一个老农民说，邓小 平说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我们村解放前就已经是一户地主，两户富农，早就是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长沙有一个下岗工人叫陈洪的，他办 了一个博客，他就说「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应该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付代价，怎么 叫我们付代价呢？怎么你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个道理绝对说不过去嘛！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你整个财产分配格局没有任 何的合法性。

这我们就谈到中国现在贫富悬殊，非常惊人。它的特殊性还不仅在它贫富这个差距特别大，而且它的性质特别恶劣，它性质几乎 是史无前例的恶劣。你看美国贫富也很悬殊，但是美国的富人们多少年的积累，多少代人的积累，有的是靠他的创新。你中国的富人怎么富起来的呢？那绝大部分就 是靠权力富起来的，而且那还就是你们这些人还专门去共人家的产，把人家有产者统统都给消灭掉，这里呢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有的钱完全是没有正当性的。那么 呢它要维持这个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采取高压，他不敢松这个手。他担心一松手别人就要「清算」 ，别人就要叫「算帐」 ，就要叫你把吃的东西给吐出来。

当然这些年有很多人提出，比如前些年地方的党委、省委就提出来，要「赦免原罪」。就是在经营第一桶金 的时候，难免有些人做的事在法律上说不过去。但是我们要既往不咎。这个赦免没甚么用嘛，你自己赦免自己嘛！你自己出来宣布赦免，那有甚么用呢？你就是债务 人，然而你宣布你欠的债可以不还了。那有什么意义呢？另外，去年我看了国务院发了个东西，就说这些官员们，你们有不义之财的，你们要在几月几号之前交出 来，那么以后我们就不追究你了。

可是现在谁理你这个茬儿，交出来，那不成傻瓜了吗？当然没人会交啦！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们被告知明天 就要大选了，到时候新闻开放，我相信很多官儿都会交出来的。因为他知道那是玩真的了。现在你们这样坐在那里，你叫我们交？可能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官员对于政治改革丶政治开放就更敌视丶更恐惧。

一方面，他把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作为坚持「一党专制」的一个 资本、一个理由，你看我们就是杀了人，我们发展了，证明我们当时杀人是对的。另一方面，他对政治开放就会更恐惧。对他来说，政治开放不但意味着你会失去在 政权的垄断权力；而且很可能在经济上面被「清算」。现在很多当权者的想法无非就是拖。一边压着；一边拖着，时间拖长了就把黑钱就漂白了，这当然有可能。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是，如果一个经过这么残忍、这么不道德的手段，居然还能继续维持若干年下去，把黑钱漂白，以至于到后来成没事儿人了。到 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政权一定是个更蛮横的政权。他从骨子里蔑视人权，因为这一辈子我就是靠践踏人权走过来的，而居然就走通了；我坏到底了，我就赢了。你 要指望他那个时候他突然间善心大发，说我们明天自由民主吧！我们尊重人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不及时刹住这种趋势，我们将来会面临一个 很大的灾难！

谢谢大家。

【编者注】胡平1947年生于中国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班，主修西方哲学史，获哲学硕士学位。1979年投入北京民主墙运动，于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1980年参加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当 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大代表。毕业两年后被分配到北京出版社，1985年转至北京社科院。1987年1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定居美国纽约。现任《北 京之春》杂志主编。

转自：新唐人http://www.ntdtv.com/xtr/gb/2008/10/28/a214635.html#video

何清涟：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造成中國社會貪汙腐敗猖行；貧富懸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導致民怨沸騰，終於爆發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

时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開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并将陸續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聯合舉辦的『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发言。

【何 清涟】 这一次讨论会讨论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大饥荒」，这个在国内今年是根本不许讨论的。还有一个是「改革三十年」，这个是目前讨论的轰轰烈烈，但是只许从赞 美的角度上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从各个角度，讲述共产党怎么样把中国人民从改革前的黑暗引领出来，至于改革以前的黑暗是谁造成的呢？这个他就不提啦！我想 在这里讲一下，从我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改革。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第一部份，从四个视角来谈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

第 一个视角就从社会分配的角度考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利益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那么它的结局，就很能够衡量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按照中 国政府自己颁布的数字，中国衡量贫富差距、分配收入的不平等指标 --「基尼系数」）已经接近零点五，但是只是逼近，因为按照他的计算是永远不会超过零点五的，因为零点五是社会动乱的表现。它就是在零点四点七、八左右排 徘徊了好几年。

不是很专业的人不太明白「基尼系数」的含义，那么我就讲一个数据。根据二零零六年「波士顿全球资询公司」公布的全球财富报 告，其中中国财富的集中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中国一百五十万个家庭占有中国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其中特别标明了，这个只包括银行存款和股票的金融 资产，而房地产及转移海外的资产不计在内。那么一百五十万个家庭是中国家庭总数的多少呢？就是百分之零点四。美国--这个被中国拼命批评贫富差距过大的国 家，他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拥有财富的百分之五十六到五十九之间。那么这样一比我们就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多大了。

中 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GDP总量已经直追美国，超越日本、德国，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然后在二零二零年就会超越美国。但世界银行去年宣布，按亚洲开发银行的购 买力评价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有很大的水份。按照调整过的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总量要缩水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中国的财富总量一下子缩小了百分之四十。 中国每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达到三亿多，这跟中国所宣布的贫困人口五千万相差六倍。那么有三亿多人只有日均一美元以下的消费，这是相当贫困的。从社会 分配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极不公平的。

第二个视角从「民主化」发展看。我也算是改革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见证者。我记得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 启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批判社会制度，当然也从各个角度批判，但是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民主化」，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我们追求的楷模和目标。但是，从胡锦涛 接任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意识型态向「左」转，经济政策就向「右」转，整个国家的行动和思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开始否定西方的民主制 度。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由社科院颁布了一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它的标志。他颁布这个『白皮书』的目地就是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 解」，即中国只搞了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白皮书』说中国的民主建设早就完成了，它深深的植根于民主大地。大家让共产党当政，那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 个报告的执笔人房宁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详细地解释了四条。从那以后整个理论界的风向就变了。

『南 方周末』曾经登过一个北大召开的政治改革讨论会，很多学者一开头就要声明：我是不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我是拥护我们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至于这个「民 主化」，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和内涵的鉴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跟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

最近美国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真的是欣喜若狂，它是对内对外有两张脸。对外，就是表示要和美国携手共渡难关，然后央行就三路齐下，增加资本流动性，和世界各 国央行保持一致。对内，宣称中国的经济危机都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前年开始的房地产、股市等等，它全部归罪到美国的金融危机。然而这也不是它的真正目 地，它真正目地是要说，金融危机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破产，倒掉了美国这块民主政治的金字招牌。然后就开始从里根时代的小政府，政府不干预经济。最后就 得出结果，现在全世界都普遍看好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胡锦涛这个政府是不可能再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第 三个视角，是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底层社会过分庞大的社会。我记得我在二零零年写过一个『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其中我试图 打破一个「神话」即中国会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我当时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总共也就是百分之十五。后来的几项研究包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也 基本上在百分之十五左右这个数字上徘徊。但是清华大学的李强作了一个报告，他的结论非常学术化，外行看不明白。我把他的数据讲一下，你们就明白了。他说： 城市里的底层是百分之五十五点多；中产阶级是百分之三十多。但是农村社会底层是占百分之九十八点多，那么就是相当庞大。他把这个社会称作「倒丁字型结 构」，就是庞大基座，比我们讲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厉害。那个报告，我想李强可能就是成心让大家看不明白，所以全是模型和数据。但是他这个结论我觉得是最 接近真实的。所以这三方面来看中国的改革都不是成功的。

第四个视角「世界工厂」的倒闭。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这个「世界工厂」从技 术上来说，根本就无法和几百年前的「世界工厂」英国相比。到去年结束了「世界工厂」的荣耀为止，中国在技术上不处于领先地位；它只是「世界工厂」中间的一 个加工组装车间，很多的核心技术都在别的国家--发达国家。但是这个「世界工厂」是以透支中国的环境资源；透支劳工的生命福利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血汗工厂。

这 个「世界工厂」从去年起面临极大的问题。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三大支出产业是：第一是纺织品。它这在世界一直是居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超过百分之六十 以上。第二个是制鞋。制鞋在二零零三年开始，市场占有率国际占有率，就百分之六十八以上，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 的鞋类。还有一个就是玩具。玩具的市场占有率也是超过百分之六十。但是这三大产业去年都因为质量问题，遭到西方各国贸易的抵制。比如有毒的鞋子，还有有毒 的玩具等等，遭到西方各国贸易壁垒和抵制。

今年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带 --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先后发生企业倒闭潮。珠江三角洲的倒闭潮从去年开始；长江三角洲从今年开始倒闭。倒闭的原因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在这里不说了。

去年年底日本的一家杂志约我写一篇文章评述二零零八年的经济，我当时写的标题叫做：『二零零八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我就从房地产、股市、还有企业倒闭、通涨指数，这 四方面分析，最后归结到一条，就是这四者都会造成银行的烂帐过大，中国银行前几年通过股市转嫁出去的金融危机又会重新回来。这篇文章虽然是写在一月份，但 是现在看来都一一验证。不过共产党现在把它归结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不像对欧洲、日本等其它市场经 济国家的影响。

很多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反复地问我：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GDP增加的这么大，为什么老百姓的反抗那么多？我当时 思考了一下，我回答说：非常简单。这跟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直接相关。大家看一下，中国这个财富的寻宝图，就是四大内容，哪四大呢？一个就是股市；一个就是房 地产；还有一个就是资源型企业；再来一个就是金融。股市，大家可能在国外都知道，我就不讲了。房地产这些年来几乎就是以圈占农民的耕地和城市拆迁户的住房 用地为主要内容，它支撑了近十多年的中国房地产业。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和别的政府不同，在房地地产的市场上他一身两任，既充当买者，又充当 卖者。它充当买者，是从农民手里用权力把土地低价强征过来，或者用很低的补偿把拆迁户的房子、住宅基地弄过来，然后再转手倒给地产商，就赚很多的钱。所以 中国的贪官污吏百分之九十五都和房地产有关，这是近十年的一个事实。

还有一个就是资源性企业。资源性企业就是重化企业。大家去看一下二零零五和二零零六年的全国纳税五百强，排在前六十名的几乎全是国家级的重化企业，这些石油重化企业都是高污染企业，其中包括近两年不断引起反抗活动的PX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建到哪里，哪里就遭受到高污染。

所 以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反抗主要就是四大问题：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就是反拆迁；第三就是反环境污染；第四就是泄愤型的。泄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诉得不到解 决，大家积怨已久，遇到一个突发事件就会爆发。就像那个「瓮安事件」 、「高英英事件」，都跟参与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大家都出于泄愤而参与。而且这种泄愤的事情是愈来愈多。所以你只要看一看哪个领域财富增长的最快，哪个领 域的掠夺行为就发生的最多；哪个领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这么总结吧，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塑造着中 国社会反抗模式。

第二部份：经济结构和国家能力畸型发展之间的关系

前面我从四个方面讲了改革的不成功。那么这么大的财富增长，这么掠夺性的使用中国的财力和环境资源，最后的利益都归了谁呢？就是归了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以及依附在它们之上的经济利益集团和部份知识精英。

我 算三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了。中国的GDP总量，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个「分税制」以前的了，我就讲「分税制」以后。「分税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央 收回「财权」，但是把社会福利，还有公共建设所有的「事权」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财政开支和地方官员的利益，就加强其掠夺性，但是因为中央政 府它高高在上，它不面对底层社会和农民，所以农民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叫基层政府的官员念歪了。我是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分税制」的不公平 才导致地方政府掠夺性的行为，那么地方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的医疗、养老保险、还有教育、包括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甩给了地方政 府，而地方的税收「油水」全被中央拿去了，比如最大的烟酒税、海关税、还有印花税全归中央的。只有是农业税留给地方了，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税，所以地方政府 为了开拓新税源，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烈。

一九九四年是「分税制」执行的第一年，我讲第二年，就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政府的财政 收获占GDP的百分之十四点八；，全国的职工工资的总收入占GDP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相差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这个时候朱镕基还没有「甩包袱」，就是教 育、医疗、养老、还有失业这些都是归政府担着。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总量多少呢？是百分之二十四。职工的工资总额是占 GDP从百分之十五点四降到十一点七。同时这时候老百姓头上还压了三座大山：就是教育、医疗、住房，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府是很不负 责任的。

还有一个数目，贪污腐败每年流失的资金，叫做「腐败黑数」，「腐败黑数」的总量有多大呢？大概是在九八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之间，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六点八，就是超过整个国家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出政府的资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政府通过改革大大的加强了他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分五种：第一种是资源抽取能力；第二种就是强制能力；第三是分配能力；第四是规范能力；第五就是保护能力。

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因为他的征地已经造成八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三百七十万拆迁户失去住房，搞的这么多人无家可归，那些失地农民彻地的成为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人员。

第二，是「强制能力」。「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各个地方针对农民的反抗已经不像朱镕基时代，还给一点「胡萝卜加大棒」，现在一味只有「大棒」，安抚是愈来愈不需要了。国家安全局几乎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网络警察，那么这种强管制能力是愈来愈强。

第 三，谈一谈「规范能力」。「规范能力」是政府用法律，规范政府、官员、规范企业、规范社会成员的能力。中国的环境污染大家都知道非常厉害，但是你们知道环 保立法共有多少吗？环保立法高达一千七百八十多部。而且层层政府都有环保局管「环评」，但是最后中国的环境污染是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恶劣化。那么这就说明政 府的「规范能力」很差。

同时还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讲起来，你们可能特别吃惊，中国普通人的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公务员的犯罪率是两百分之一，就是比普通人高一倍；那么法官的犯罪率是多高呢？是百分之一点五，是普通人的五倍，中国的官员法官成了高犯罪群体了。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政府的规范能力有多么糟糕。

第 四再看看这个「保护能力」。「保护能力」大家都知道，这个警察至少是保护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力量。但是大家从杨佳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警察已经成为犯罪的根 源了，已经成了犯罪的因素，引起民怨的因素。所以杨佳杀警大家不同情警察，只同情杨佳，就是因为他们把被杀的警察当成了制度的象征了。至于黑社会剥夺老百 姓，而政府很多官员几乎是和黑社会形成一体。这些我都有专题报告，我就不在这里讲啦。

最后再讲一下「分配能力」。前面谈到贫富差距，这叫 财富分配能力。还有一个叫做「福利分配」能力。「福利分配」就是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我谈一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是三大保险，就是养老、医疗、失 业。现在这三大保险，几乎只覆盖了党政事业机关。那么就是说，养老保险只覆盖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政府医疗保险这几年的投入是愈来愈低，只有百分之 十七点多；社会的投入百分之二十七的点多；而个人投入超过百分之十五。印度这个国家比我们国家穷，但是印度政府的投入占百分之五十八左右；欧洲国家投入是 百分之七十三左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政府几乎把包袱全甩给民众。那么有限的政府投入又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八十五用到了八百多万干部的身上，就是 那些老干部医疗保险，这都是共产党自己有数据计算的，我就不谈了。

最后，我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根据我上述所谈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已经 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利型」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自利性有：分配的自利性，还有立法的自利性。所谓立法常常是一个部门自己立法，立出有利于自己的法，自己执 法。那么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间既是制定者、监督者、裁判者，同时自己还要下场参赛。很多官员的家属、亲人都经商，政府还办公司。所以像这样的政府「一身 而三任」的所谓「市场经济」，我们能叫做跟美国相比的那种市场经济吗？很抱歉因为我这篇文章还没有完成，它中间还有一些表格、图表我还要绘制。完成以后我 会发表的，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谢谢大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編者注】何清漣簡歷：1956 年生，中國湖南省邵陽市人。1983年畢業於中國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88年畢業於中國復旦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曾先後 在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經濟系任教。曾供職於《深圳法制報》社。1999年6月14日被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亞洲之星”專號獲選“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1999年11月28日被中國的三聯生活周刊列爲影響中國的二十五位時代人物之一。2000年因發表於《書屋》雜誌上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 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而受整肅。2001年6月中旬被迫離開中國。2001年9月至2002年6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者；2002年7月至 2003年6月，在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斯塔騰學院做訪問學者；2003年9月至2004年7月，在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者。現爲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中 國人權（紐約）高級研究員。


新唐人http://ntdtv.com/xtr/b5/2008/10/25/a213649.html

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议程

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议程

Program 大会议程
China’s Lessons from the Past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

October 17-19, 2008

Co-Sponsored by

Stillman School of Business, Seton Hall University
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Scholar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Friday, October 17（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Departure: 出发（10:00 AM）早晨吃了旅馆自助餐早饭后在Howard Johnson Hotel大门口集合，一起坐大巴士去位于新泽西州的美国西东大学

Lunch: 午餐 (12:00-12:50 PM)
Location: Atrium, Jubilee Hall, Seton Hall University

Opening Ceremony 开幕式 [1:00-1:30 PM]
(Location: Chancellor's Suite, Student Center, Seton Hall University)

Welcome remarks [欢迎词] from the President of Seton Hall University [美国西东大学校长]

Welcome remarks [欢迎词] from Dr. Gabriel Esteban the Provost of Seton Hall University [伽贝 阿斯特贝博士，美国西东大学校教务长]

Welcome remarks [欢迎词] from Dr. Karen Boroff, Dean of the Stillman School of Business [凯琳. 鲍罗芙博士，美国西东大学斯蒂曼商业学院院长]

Welcome remarks [欢迎词] from Dr. Perry Link 林培瑞, [由宋永毅代读] Chair of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Chancellorial Chair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讲座教授]

Afternoon Sessions: From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o the Great Famine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1:30-5:30 PM]

Session One: Rethink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 the Great Famine after 50 Years 五十年后再看大跃进/大饥荒 [1:30-3:00 PM]
(Presentations in Chinese)

Moderator: Professor Song Yongyi 宋永毅教授
(Professor and Librarian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Speakers

Mr. Jie Hu胡杰Independent Documentary Maker in China [中国大陆独立纪录片制片人]:
“Re-examining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fter 50 Years” [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 [1:30-2:00 p. m.]

Mr. Jisheng Yang杨继绳 Deputy Editor of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in China [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China’s Loss in Population during the Great Famine”[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2:00 -2:25 p.m.]

Professor Shu Ding丁抒博士, Professor of Physics, Normandale Community College [美国明州诺曼学院教授]: “The Lower Limits to China’s Abnormal Death Toll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数的下限] [2:25-2:50 p.m.]

Mr. Jianfu Yao姚监复 Forme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State Council in China [前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Coming Back Down to Earth in China after Falling from the Utopian Dream” [从乌托邦幻梦回归中国土地] [2:50-3:15 p.m.]

10-Minute Break 休息十分钟 [3:15-3:25 p.m.]

Session Two: A Fevered Political Atmosphere and the Tragedy of the Great Famine 狂热的政治氛围和大饥荒的悲剧 [3:25-5:45 PM]

Moderator: Dr. Jason Z. Yin 尹尊声博士
(Chair an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eton Hall University)

Speakers

Dr. Ruojian Li李若建博士， Professor,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中国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 “Pursuing Personal Gain and Avoiding Personal Harm: Fraud in Officialdom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趋利避害：大跃进时期官员造假行爲分析] [3:25-3:50 p.m.]

Professor Xiguang Yu 余习广，Former Instructor, CCP Central Party School [前中国中央党校党史教员]: “The Campaign Against Hiding Produc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Great Famine after the Lushan Conference” [庐山会议後反瞒産徵购与大饥荒] ] [3:50-4:25 p.m.]

Dr. James Wen文贯中博士 Professor, Trinity College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ublic Canteens and the Great Famine” [论公共食堂和大饥荒的关系] [4:25-4:50 p.m.]
Dr. Lillian M. Li, Professor of History, Swarthmore College [美国斯瓦斯莫学院历史系教授]: “The Great Leap Famin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大饥荒] [4:50-5:15 p.m.]

Questions & Answers 提问及回应 [5:15-5:45 p.m.]

Welcome Dinner 晚餐: [5:45-8:00 PM]
Location (地点) : The home of Dean Karen Boroff (Chatham City)

[会后一起坐大巴士赴凯琳. 鲍罗芙院长家的欢迎晚餐（自助餐），饭后集体返回纽约法拉盛的旅馆 After the Symposium, we will ride the bus to Dr. Boroff’s house for dinner, and then return to the hotel in Flushing, New York. ]

October 18, Saturday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

Morning Sessions: From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o the Great Famine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9:00 AM-12:30 PM]
Location: Phoenix Terrance Meeting Room
(2nd floor of Sheraton LaGuardia East Hotel, 135-20 39th Ave., Flushing, NY11354喜来登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早晨吃了旅馆自助餐早饭后8:45在Howard Johnson Hotel大门口集合，一起步行去会场]

Session Three: Mao Zedong, CCP Leaders and the Great Famine 毛泽东、中共领导人和大饥荒 [9:00-10:30 AM]

Moderator: Professor Shu Ding丁抒教授
(Professor at Normandale Community College)

Dr. Chen Kuide陈奎德博士, Executive Director, 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任] ： “Calling Mao to Account: Three-Year Famine and Mao Zedong’s Responsibility” [问责：三年大饥荒与毛之责] [9:00-9:25 a.m.]

Dr. Everett Y. Zhang张跃宏博士，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人类学系教授]: “A View of Mao’s Absolute Power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the Great Famine in Sichuan” [从四川大饥荒的真情透视毛的绝对权力特徵] [9:25-9:50 a.m.]

Dr. Hehui Jin 金和辉博士，Founder of “Great Chinese Famine” website [中国大饥荒网站创办人] “Correcting or Promoting?: Mao Zedong’s Policies and Option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力纠"还是"力倡"----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政策认知与选择] [9:50-10:15 a.m.]

Mr. Dongyu Wang王东渝， Senior Journalist and Chief Editor of the Chinese magazine “Nationalities” [高级记者，中国《民族》杂志编辑部主任],“The Distinctive Origins of the Great Famine in Sichuan Province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荒的特殊成因] [10:15-10:40 a.m.]

10-Minutes Break 休息十分钟 [10:40-10:50 p.m.]

Session Four: The Great Leap Famin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历史和比较视野中的大饥荒 [10:50 AM – 12:30 PM]

Moderator: Dr. James Wen 文贯中博士
(Professor of Economics, Trinity College)

Dr. Yixin Chen陈意新，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Wilmington
[美国北卡罗纳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reat Famine in Anhui and Jiangxi Provinces” [安徽和江西大跃进饥荒的比较研究] [10:50-11:15 a.m.]

Mr. Bumei Ren任不寐 Senior Research Fellow, 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th Century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The Great Famine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Victims of Contemporary Disasters”[大饥荒与当代灾民理性] [11:15-11:40 a.m.]

Professor Yongyi Song 宋永毅, Libraria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 Terror and Lying: From ‘A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o ‘Debate’ on High Production Targets” [恐惧和造假：从“肃反大跃进”到高産“辩论会”] [11:40-12:05 p.m.]

Questions & Answers 提问及回应 [12:05-12:30 p.m.]

Lunch午餐 [12:30-1:25 PM]
Location (地点) :
[由会议工作人员提供盒饭和饮料给代表 Drinks and box lunches will be provided]

Afternoon Sessions: Re-thinking the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 [1:30-5:00 PM]

Session Four: Looking Back the Course of “Reform and Opening”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 [1:30-3:30 PM]

Moderator: Dr. Wu Guoguang 吴国光博士
(Professor and Chair, Centre for Asia-Pacific Initiativ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Professor Jiaqi Yan严家琪, Former Director,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 “How Should We View the Thirty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 [1:30-1:40 p.m.]

Mr. Yuegang Lu卢跃刚 Senior Journalist, Chinese Youth News [《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 “From ‘Enlightenment’ to Defending Rights: the Evolution of Thinking in China’s Press Circles 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从啓蒙到维权——中国大陆新闻界三十年的思想演进] [1:40-2:05 p.m.]

Professor Weiping Cui崔卫平, Chinese Film Academy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Unofficial Publications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民间出版] [2:05-2:30 p.m.]

Dr. Junning Liu 刘军宁博士 Professor,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e and Arts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Repair or Replace?: The Reality and the Value of China’s Reform” [补天与变天：中国改革的事实与价值] [2:30-2:55 p.m.]

Dr. Jian Guo郭建博士 Professor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中国研究教授]: “Reflections on Unfinished Enlightenment: Reform in the 1980s and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未竟的啓蒙与反思：八十年代的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2:55-3:20 p.m.]

10-Minutes Break 休息十分钟 [3:20-3:30 p.m.]

Session Five: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Political Reform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3:30-5:30 PM

Moderator: Professor Ming Xia夏明教授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ofessor Qinglian He何清涟 Senior Research Fellow,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中国人权高级研究员]: “The Distorted Development of State Capacity in China's Reform” [改革30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3:30-3:55 p.m.]

Dr. Guoguang Wu吴国光 Professor and Chair, Centre for Asia-Pacific Initiativ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 “From ‘Perfect System’ to Social Revolution” [从“完美制度”到社会革命][3:55-4:20 p.m.]

Professor Hui Qin秦辉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Q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China and South Africa: A Comparison of Two Economic Miracles[中国和南非：两个经济奇迹的比较][4:20-4:45 p.m.]

Professor Yizi Chen 陈一咨,President, Center for Modern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席]: “A Funeral Oration for China’s Thirty Years of Reform” [中国改革三十年祭][4:45-5:00 p.m.] (read in absentia)（由人代读）

Questions, Answers & Free Discussion 提问，回应和自由讨论 [每人不超过5分钟] [5:00-5:30 p.m.]

Dinner 晚宴: [6:00-8:00 PM]
Location (地点) : Flushing, New York [会后由会议工作人员带领一起去餐馆]

October 19, Sunday （十月十九日，星期日）

Morning Sessions: China’s Past Reform and Future Challenges中国的改革和它面临的挑战 [9:00 AM-1:30 PM]
Location: Diamond Room
(7th floor, Sheraton LaGuardia East Hotel, 135-20 39th Ave., Flushing, NY11354喜来登大酒店七楼会议室)

[早晨吃了旅馆自助餐早饭后8:45在Howard Johnson Hotel大门口集合，一起步行去会场]

Session Six: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Political Reform (Cont.)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继续) [9:00-10:50 AM]

Moderator: He Bin, 何频先生
(President of Duowei Newsnet)

Speakers

Professor Xiaonong Cheng 程晓农, Chief-Editor, Modern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Reform: the Truth about the ‘Price System Breakthrough’ in 1988 and Its Political Impact” [中国经济改革的转折点:1988年“价格闯关”的真相及其政治後果] [9:00-9:25 a.m.]

Mr. Tiancheng Wang王天成,Visiting Scholar,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访问学者]: “Gradual Democracy: A Rosy Dream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 [9:25 -9:50 a.m.]

Mr. Ping Hu 胡平, Chief-Editor, Beijing Spring [《北京之春》主编]: “The June 4th Massacre a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9:50-10:15 a.m.]

Dr. Dan Wang王丹博士, Chairman, Chinese Scholars Association [中华学人联谊会主席]: The Golden Intersec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国家与社会的黄金交叉点] [10:15-10:35 a.m.]

Questions & Answers 提问及回应 [10:35-10:50 a.m.]

Session Seven: China’s Challenges i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中国面临的和未来的挑战 [10:50 AM -12:30 PM]

Moderator: Professor Xiaonong Cheng 程晓农教授
(Chief-Editor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Mr. Jisheng Yang杨继绳, Deputy Edit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Reform” [中国改革的问题和前景] [10:50 -11:15 a.m.]

Dr. Juntao Wang王军涛博士, Chairperson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Association [中国宪政促进会理事会主席]: “China’s Prospects in the Post-Deng Era” [後邓小平模式的中国前景] [11:15-11:40 a.m.]

Dr. Ming Xia夏明博士,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The Developing Models of China’s Ruling System” [中国治理体系的范式演进] [11:40-12:05 p.m.]

Dr. Xiaoqing He何晓清博士, Research Fellow, Fairbank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 “Identifying with a "Rising Chin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ionalist Sentiment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认同一个"崛起的中国"？- 海外中国学生民族主义情绪初探] [12:05-12:30 p.m.]

Session Eight: Free Speech & Discussion [12:30-1:30 p.m.]

Moderator: Professor Song Yongyi 宋永毅教授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Each person can speak on any Cultural Revolution-related topics for 5-10 minutes. 每人和报名自由发言5-10分钟。

Professor Xuanjun Xie 谢选骏Independent Scholar in the US [旅美学人]:“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ng Xiaoping’s Reform and Xiaowen Emperor”[邓小平的改革和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比较 ]

Mr. SK Chueng 张成觉Independent Writer in Hong Kong [香港独立作家]: “Hua Guofeng’s Achivement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 [华国锋是改革开放的功臣]

Closing Ceremony 闭幕式 (1:30-1:45 p.m.)

董立文博士（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尹遵声教授、宋永毅教授等。

Lunch-Dinner午-晚餐 [1:45-3:00 PM]
Location (地点) : Location (地点) : Flushing, New York [会后由会议工作人员带领一起去餐馆]

Other Delegates of the Conference 其他会议代表：

1）杨力宇博士（美国西东大学资深教授）； 2）董立文博士（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 3）包佳正女士（台湾民主基金会）；4）董国强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5）周泽浩教授（美国宾州约克学院）； 6）朱学渊博士（美国独立作家）；7）丁凯文 （美国文革研究学者）；8）赖安智博士（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9）毛东宁博士（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10）莫业灏（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 11）曾慧燕（美国《世界周刊》着名记者）；12）李肃 （美国之音资深记者）；13） 乐安（英国BBC特派记者）；14）张伟国（香港《议报》主编）；15）金钟（香港《开放》主编）；16）高伐林（《多维》主笔）；17）薛伟 （美国《北京之春》）；18）易丹轩（全美学自联）

中国学者谈犬儒化的中国批评者

美国之音 记者： 李肃 华盛顿2008年10月23日

中国文革结束以后出现的反对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然而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批评者失去了往日的锋芒。

*六四后流行“渐进” 告别革命*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尤其是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后，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是政治改革进展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中国的批评者们看到：

王天成：“89年的六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在接下来的多年中间，不仅官方不再讲政治体制改革了，民间思想也转向了。渐进改革，或者说渐进民主正式浮出水面，变得越来越流行。”

这是参加过中国民主运动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王天成。

王 天成：“80年代很有影响的学者，像李泽厚和刘再复两位先生1996年在香港出了一本书，也就是著名的《告别革命》，认为中国经历的诸如辛亥革命、五四运 动、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及89年风波的激进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因此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的不是激进改革，而是渐进的改良。”

王天成进一步指出：“我特别怀念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有闯关意识，知道改革要有阵痛。但是90年代以后，这种意识消失了。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萎靡了。”

*补天和变天 与己两无关*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刘军宁也指出中国精英对改革的冷漠。

刘军宁：“在89年以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补天派’。到89年以后，一些人认为自己要‘补天’了，大多数人认为‘补天’和‘变天’和自己没有关系。我想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六四镇压高明论*

不仅如此，很多原来自认为改革派的中国精英现在已经进入体制内，观点与过去大相径庭。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说：

“以前是说，你89年六四镇压了，我不喜欢，我无奈，只好接受。现在说，对呀，镇压得对呀，不镇压哪有今天呢？盛世啊！共产党这套做法不仅是正确的，那是太高明了。这叫道德化。你就按照这个东西来判断吧。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就按这套东西来判断吧。”

*官方压力下的妥协和孤独*

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王天成对精英们的苦衷表示理解：“我也理解提出渐进民主背后的苦衷，因为这样一种对官方没有急迫危险的观点更容易得到发表，也被认为更容易被官方所接受。中国知识分子嘛是最讲策略的，老是考虑官方能不能接受。”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的观点类似体制内的反对派。她指出，官方压力会让反对派脱离社会大众。

崔 卫平：“在一种比较严厉的体制的限制之下，本来对这个人来说，他是一个参与社会的行为，最终经过一系列的演变，却变成了一个被放逐和自我放逐的行为。甚至 他的起点就是他的终点，不再拥有一些生长性的空间。那么能够与他为伴的就是他的道德感，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孤独感，很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脱离社会。”

*反对派当自强*

尽管崔卫平教授认为反对派人士脱离社会大众是官方压力造成的，但是她劝反对派人士自我调整，适应社会环境，在有限的空间内保持参与社会的能力。

崔卫平：“不能因为自己被边缘化了，被限制在一个比较低矮的天空当中，于是这些人说话的议题和眼光也就变得越来越窄。”

“仅 仅是一些道德的英雄行为，它所造成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与其和指望呼唤更多的人站出来完成他们的道德角色，还不如认真去思考超越个人，甚至于超越个 人道德的问题，比如说，到底目前中国社会民众的不满和要求是什么？到底人们的愿望和现实的落差在哪里？到底如何在今天更加中肯地描述这个社会？而这样的描 述如何做到让更多的人们口服心服，体现更多数人的、而不是少数人的想象？”

“要能够更多地对社会说话，与社会对话，或者在社会面前喊话，而不仅仅是小圈子里面的少数人的语言。”

*问题和主义*

但是刘军宁指出，中国早就有过奉劝知识分子“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观点。

刘军宁：“中国的自由派说，不要去考虑主义问题，他们继承了胡适的口号说：‘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但是这句话我觉得稍微有点问题，因为你没有主义的话，就没有问题。任何问题都是根据一个主义的判断才出来的。当你把主义删掉的时候，一个社会不会有任何问题。”

*理直气壮地保持沉默*

六四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华学人联谊会主席王丹博士指责中国精英有犬儒主义。

“我想六四以后或者受六四影响形成的后来20年中国的一些特点，......一个方面就是在知识精英阶层出现犬儒主义。80年代的时候，如果自己怯懦的话，还不好意思；现在的知识分子要是不敢讲话，理直气壮，而且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而且找很精辟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

*改革无望 变天无力*

自称是“变天派”的刘军宁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出路，只有“变天”才能解决问题。

刘 军宁：“在中国，改革是肯定要改的，但是最终呢，改革肯定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是一个不可能有结局的、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这样一场社会变革。”“‘变天 派’代表的是中国的未来，因为他对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至少他们有一个共识，认为这个天不可补。而且事实证明也是这样。”

但是，面对中国当今的局势，刘军宁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今天，‘变天派’面临的困局是，他们有明确的方向，有坚定的信念，但是他们却没有作为的空间。他们有突破的方向，却没有突破的能力。这也是中国目前这个僵局所在。”

六四以后一直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琪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中国批评者的看法：“中国在六四以后没有政治改革，而现在看起来，政治改革的希望也没有。”

*压力传过太平洋*

参 加这次《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的十几位中国大陆学者和专家都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批评者，都发表过相当尖锐的言论和文章。但是在这次研讨会 期间，多数人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理由都是“不方便”。身在美国，可以明显感觉到，万里之外太平洋另一边的压力的确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效果。

关键词：中国，学者，犬儒化，批评者，反对派，告别革命，补天，变天

纽约论史：五十年后回首大饥荒

美国之音记者： 李肃 纽约 2008年10月20日

请听李肃纽约报导 - 下载 (MP3)
请听李肃纽约报导 - 请听 (MP3)

50年前，中国著名的“大跃进”引发了中国一场连续3年的大饥荒。50年后的今天，来自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的专家和学者在纽约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回顾了这一段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困难时期。

50年前，在毛泽东的鼓动之下，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国民曾经一度相信他们可以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在经济上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这场狂热的运动也引发了一场大饥荒。

主流中外专家基本上都承认，造成这场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包括当时中国政府在争取“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中向农民征收大大超出承受能力的粮食，并且强迫农民进入共产主义式的公共食堂，吃粮没有计划，寅吃卯粮，造成农村粮食短缺，形成断粮期，导致大饥荒。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还认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指挥直接导致了大饥荒的蔓延和扩大。

*祸首毛泽东 不如旧皇帝*

美国斯瓦斯莫学院历史系教授李丽莲在分析了大饥荒的成因之后认为，这场大饥荒是由毛泽东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而且在大饥荒发生之后，毛泽东的表现还不如古代的皇帝。她说：

“大跃进的大饥荒与中国过去发生过的饥荒完全不同，在世界历史上也独一无二。这场大饥荒既不是由自然灾害引起的，也不是由社会或者政治秩序的破坏造成的，更不是人口压力造成的。中国当时既无战争，也无内乱。

“毛泽东的政策不仅造成了大饥荒，而且毛在了解到事实真相以后没有停止这场运动。他不仅没有‘喂养’自己的人民，反而是饿死了他们。毛常常被比作皇帝，但是在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中，以及以后的事件中，毛连清朝皇帝设立的标准都没有达到。”

*周恩来下令毁资料*

中国《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指出，当时中国有关部门曾经统计过这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但是中国总理周恩来下令销毁了统计资料。

“周 伯萍，当年的粮食部副部长，后来在外交部当驻外大使，这么一个老先生，80多岁了，他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的时候讲到，在困难时候，他们3个人，周伯萍、统 计局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长陈国栋他们3个人搞了一个统计， 说是几千万人，饿死几千万人。周伯平萍他们把材料报给周总理。周总理说：‘你马上销毁，不要泄漏。’

“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周公不放心，还问他们，问周伯平销毁没有。周伯萍说，销毁了，我们3个人一起销毁的，而且连版都销毁了。

“我 就为了找第一手材料，我就亲自上周伯萍家里，2003年我去他家里找老先生问这个事。他又讲了一遍，就是这么回事，很可靠。我就问，几千万？他不说。我又 问，到底几千万？他不说。我后来问，是不是2000万啊？他说，就是这么多吧。我很后悔，如果我说是3000万，可能也是了。我再问一下，到底几千万？他 说，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所以，到底几千万，也不清楚。那个数字周恩来已经销毁了，已经没有了。

“我们现在还是用国家统计局已经缩小了的数字来算，非正常死亡，是5年吧，58、59、60、61、62(年)(死亡人数)是1660多万人。”

*史无前例 世界之最*

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在1400万到4000万人之间。前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室主任姚监复说：

“问 题不在于数字，就算是1000万，或者呢，是统计局李局长说的1700万，这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而且是个和平时期，是个正常年景，不 是气候什么的大灾荒。阿玛蒂亚.森在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说过：‘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是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荒，而印度从未如 此。这场饥荒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荒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3000万人民。’”

*为极权制度立墓碑*

《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曾经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搜集大饥荒的资料，在历经十几年之后，于今年5月发表了100多万字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详细记录和分析了大饥荒时期从上至下的情况。

这本书前言的最后一段说：“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关键词：中国，大跃进，大饥荒，国际研讨会，毛泽东

任不寐：大饥荒与当代灾民理性

2008年10月18日在纽约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幸 存者对灾难的反省需要一种特别的谨慎。不仅生命本身令人敬畏，也因为分清责任一直包含着无数向历史延伸的逻辑难题——没有一种历史学和其对象之间的边界是 完全周延的。所以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我说明两点：第一，这里从数据中抽象出来的结论主要是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第二，而这里的因果链条并非在 描述一种排他性的、穷尽一切的理由，而仅仅提供一种可以参考的、或者可能被遗漏的、与其他解释范式并列的逻辑关系。

“大饥荒和当代灾民理性”这个话题，根基于两个学术范畴：第一是拙作《灾变论》，第二是我正在研习的基督教神学。

在《灾变论》的历史叙事中，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历次饥荒的一个内在环节。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图表来阐释这个结构（略）：中国社会是一个灾民社会；中国文明的生长不断被灾变折断重新开始；于是荒政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本质——然而就政治学领域来说，灾变和饥民抗议及其执政，构成了中国政治史的基本线索，中国当代史总的来说服从这个框架。当一场新的饥荒洗劫国家的时候，从井岗山到延安，一群饥民举起传统的抗议旗帜为粮食而战，经过28年的战争，他们控制了国家。饥饿恐惧不仅是“革命”的原则，也是“建设”的原则——为了充分摆脱饥饿恐惧的阴影，新政权开始在四个方向上实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这一“贾谊理想”：从集中土地到集中粮食，从集中武器到剥夺权力。前两项措施的无止境推行，是造成大饥荒的 根本原因，后两项措施则可以解释新一代饥民怎样丧失了抵抗能力——火药武器成为常规武器并被国家垄断，从此根除了传统的锄头对长矛的反应模式，而私权的彻 底剥夺——无论Amartya Sen的“权力剥夺”，还是林毅夫说的“退出权”——在消灭限制权力侵略的最后政治手段的同时，也消灭了农民退守的可能空间。我从《灾变论》的视角可以看 见大饥荒的历史渊源——残酷的粮食征收反应了饥饿恐惧的方方面面。

2、大饥荒在当代获得了两个新特征，从而造成了空前的灾难。第一个特征是粮食短缺的双重压力。我在《灾变论》里通过研讨“中国古代农业思想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灾变和饥荒的 连续性破坏，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农业化。换言之，由于粮食的持续性短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一直是一个社会理想而不是经济现实。这种状态延续到 1949年以后，粮食供给突然面临着农业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压力，这种局面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一直未能充分实现定居农业化的国家，同时全民动员支持疯狂的 重工业化，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饥荒的某种不可避免性。第二个特征当然就是掌权者的个人责任，使灾变彻底拥有了“人祸”的品质。

但如何理解人在这场灾难的责任，若引入神学分析范式，应该可以给历史结算计划提供一个更为理性的分析视域。

死亡作为罪的结果，构成了基督教历史观念的基本范畴。对罪及其责任的质问在基督教内外是普遍存在的；但如何分配责任，教会和世界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对于教会来说，死亡事件背后包含着一种超验旨意，这样就使得对灾难及其责任的反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投射和转移到了第三者或他者的身上，即归于神在历史中的主权，只是这个计划超越人类的理性理解能力。其次，由于这样的终极关切，责任进一步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均分，这就造成了基督教社会相对来说的“忏悔理性”或“连带责任”，即一场灾难下来，人们不仅仅要揪出罪魁祸首，并把灾难视为神按律法对所有人的责备，而这责备又包含了悔改重生的福音（如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反省，等等）。于是我们看见，在这样的逻辑结构中，责任实际上被分解了；然而在这个结构之外，比如在大饥荒后的中国，反省只能在“灾民理性”封闭的二元结构里完成，其基本特点是饥饿恐惧支配了国家，而权力的责任恐惧成为饥饿恐惧的极端表现形式。大体说来，极端无神论的反省模式推出了如下的适应策略，或者说，大饥荒之后，当代中国上演了四种灾民理性。

1、 最高权力的责任恐惧及其策略。由于权力个人承担了不可承受之罪（“罪恶滔天”），被清算恐惧或“责任恐惧”就造成了权力对责任的极端规避。于是这种责任恐 惧成为最高权力的宗教或政治的原则。国家就成为恐惧的宗教仪轨。而恐惧的政治手段就是暴政。灾难后的暴政从实质上说是“未决犯”转移和回避责任的策略，它 有三种法学表现方式：第一、反诉，寻找和制造新的责任主体，这是大饥荒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出炉的根本原因。反诉策略的目的是为饥民寻找敌人或无神论世界的“替罪羔羊”——罪不流血就不赦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成为后大饥荒世代的国家献祭。第二、紧急避险。寻找和制造更大的事端，将问责风波稀释在混乱和动荡局势之中，特别是使人遗忘在人人自危的当下灾难和新恐惧感之中。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文革在大饥荒中 的历史渊源——在控诉者包围之下，将其中每个人反制于新恐惧中，从而将自己从中成功地逃脱。第三、不正当防卫。放弃意识形态的自信，全力以赴追求军权来阻 挡和消灭审判权。这里我们可以解释1959年林彪权力的窜升，而这一政治策略一直延续并被完善，使军权成为中国政治权力的真正基础。它造成了这样一种局 面：在这个国家，上帝不是力量，而力量就是上帝。

2、权力集团对抢劫体制的捍卫与坚守。由于饥民执政的合法性就是解决前朝的饥荒问题，本朝的大饥荒不可能象基督教世界那样视为一种神圣管教，而是天谴，是对新政权的合法性的根本颠覆——于是不仅最高权力者本人，而是整个权力集团，将一起为掩盖灾难历史而形成“说谎同盟”。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谎言工程最精巧的部分表现在这里：大饥荒被反复暗示为大跃进的直接产物，这二者位于因果链条的两段；这意味着只能由大跃进政策的制定者毛来承担责任。这一策略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大饥荒起源于整个胜利了的灾民团伙对粮食的全面征收，而大跃进不过是加速了这个非正常死亡的进程，这一点从大饥荒发作的时间上就可以得到佐证。不仅如此，后毛时代的权力体系恰恰寄生在这个粮食积贮的成果之上，将大饥荒归责给毛，客观上掩盖了制造大饥荒的体制性原因和集体连带责任，并使那个灾民团伙所安身立命的抢劫体制延续到今天。1961年3月的“六十条”只是调整了这个抢劫体制，但从来没有根除积贮战争状态。

3、大饥荒之 后的民间的适应策略。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自我的扁平。人进一步失丧，即失去精神属性，灵魂扁平为动物状态，其基本标志就是食物采集者进一步上升为食 物崇拜者。吃的拜物教不仅将唯物主义具体化为唯食主义，而且对一切形上学和宗教感充满了普遍的、无缘无故的敌意与蔑视。与此相关是实用主义、特别是和吃饭 相关的实用主义，作为“硬道理”统治一切。第二、他者是敌人。食物的短缺首先表现为人与资源之间的供需张力，接下来这一紧张局势必然转移为面对有限资源人 与人之间的冲突。于是他人的存在就成为我的死亡威胁，从这种敌人意识中我们已经看见了文革各样残酷内战的起源。第三、人和自然的冲突。大饥荒之 后政策的调整其实质并不是还权于民，而是给农民这样一种自由：在维系抢劫体制的基本前提之下，农民可以相对自由地、无节制地、更有效率地向土地榨取征收后 的剩余产品。中国休耕制度的彻底绝迹，已经拉开了今天中国为生存和发展向生态环境全面宣战的序幕，这一“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无疑起源于大饥荒后的国家策略——由于没有人承担责任，于是大自然成为承受全部灾难和后果的“责任主体”。

4、灾后意识形态的反扑——伪上帝的诞生。在神学领域，灾难启示着神的两大基本信息：审判者和救赎主。我们发现，在中国灾变事件中，这样的叙事结构被扭曲后复制。一方面，最大责任者靠宣传的力量成为救世主，成为灾民的恩人，这一颠覆是史无前例的。在古代，饥荒之后是荒政，而在当代，灾难之后是恩政——权力在灾民那 里的所有恩人秀的表演成文重申政治合法性的良机——恩人当执政。另一方面，公共舆论开始扮演审判者的角色，这些被勉强允许的舆论主要并不是指责权力，而是 互相进行道德踩踏——如范跑跑事件。一场灾难下来总会涌现出无数道德官司，每个人扮演上帝控告邻居——于是圣人在成为中国的迷信活动的同时，道德又成为东 方的吃人游戏。这幅人人都扮演上帝的尸体上的化装舞会，展示了整个国家完全缺乏神圣感、悲剧感和响应忏悔呼召能力的悲惨、绝望的局面。这个局面在神学上曾 被定义为“法老的心刚硬”。

我的基本观点是：大饥荒不仅奠定了60年代以后的政治基础，或者说，60年代迄今为止，中国政治状况可以视为大饥荒的政治遗产；而且，饥饿恐惧也为当代的民族精神贡献了基本的道德逻辑。反思大跃 进一个特别的困境是：我们常常是在这个政治结构和逻辑框架内进行的，于是50年后的今天，反省悲剧本身也拥有了一种悲剧性质。在这种悲剧气氛中，我有一个 倡议提交给与会诸位：乌克兰已经正式把11月26日定为“以饥饿谋杀日（Holodomor）”，我们是否也为那3000多万人，也为更多的幸存者，确立 一个纪念日。愿这是我们这些幸存者，以及幸存者的后人，对这50年与日俱增的责任恐惧的终结。

谢谢大家！

现场录音
http://www.soundofhope.org/programs/525/108064-1.asp

程晓农：中共「價格闖關」的真相及其政治后果

【新唐人記者蘭青 林丹報道】今年是中共開展的「大躍進」運動五十周年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周年。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十月十七日 到十月十九日在美國聯合舉辦了題爲『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據悉，海外及中國大陸的六十多名學 者參加了會議。

五十年前的「大躍進」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狂熱的「趕英超美」的運動，其表現爲經濟全面冒進，其結果是造成了四千萬中國人在大饑荒中死亡的人間悲劇。

三十年前鄧小平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造成中國社會貪汙腐敗猖行；貧富懸殊；民怨沸騰，終於導致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的爆發。

與會學者就「從大躍進到大饑荒」和「反思改革開放三十年」兩大主題發表了精彩的演講。我們將陸續將部分學者的文章或錄影發表於此，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时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開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陸續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今天我們首先刊登和播放的是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博士的回憶文章《中共「價格闖關」的真相及其政治后果》

趙紫陽於1987年秋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當時不少期待改革進一步深化的國人以為，
在思想開明、行事磊落的趙紫陽領導下，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將出現新的大好局面。
很少有人知道，趙紫陽當時的處境其實十分艱難，他雖然熟悉經濟問題，是中共歷任領導人
中對中國經濟現狀以及應該如何改革瞭解最深的人，但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使他不能按照自
己的構想去改革。因為他不但面臨以陳雲、姚依林為代表的計劃經濟官僚體系的暗中掣肘抵
抗，還不得不面對一個完全不懂宏觀經濟管理的總理李鵬。更複雜的情況是，聲稱不問國務
院日常事務的鄧小平不安於"垂簾聽政"，還要直接插手具體經濟政策的決定。

1988年初夏，鄧小平自以為是地擅自宣佈要"價格闖關"，結果造成了全國性恐慌和經濟
失控，但他闖下大禍後卻將責任一推了之，既不願意阻止陳雲、姚依林趁機阻撓經濟改革的
舉措，也不願意出面承擔本應由他自己來承擔的政治責任，而是怯懦地讓並不贊成鄧小平主
張的趙紫陽出面向全國民眾認錯，以保全鄧小平自己的臉面和地位、維持其"一貫正確"的形
象。結果，趙紫陽的政治形象和實際地位因此大受傷害，而反對經濟改革的陳雲、姚依林等
人則在經濟決策方面佔了上風，並為日後"六四"期間鄧小平與趙紫陽的衝突埋下了伏筆。

從1988年圍繞經濟改革的政壇風雲可以看出，在"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下，趙紫陽秉持
良知，為推動經濟政治改革所作的種種努力是何等的艱難不易。"價格闖關"錯誤決策的失敗
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不滿，此後不久，1989年春以學生為主要力量的民主運動爆發了，趙紫
陽面對黨內保守勢力的巨大壓力，堅持反對鄧小平用野戰軍鎮壓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市民的決
定，並因此離開了政治舞台，一直都沒有人身自由。如今中國的御用學者把八十年代改革決
策過程中的種種真相遮掩起來，把經濟改革的"總設計師"這頂桂冠戴在了鄧小平的頭上，同
時淡化甚至抹殺趙紫陽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努力和貢獻。其實，從1978年到1988年，經濟改革
的大多數方案主要是趙紫陽主持制定的，而鄧小平只直接"設計"過一項具體的經濟改革方案，
那就是1988年的"價格闖關"，但這卻是一次在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思維指導的錯誤決策，
還未施行就宣告失敗，而且釀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後果。然而，這個錯誤決策的始作俑者鄧小
平卻把政治責任轉嫁給無辜的趙紫陽，讓趙紫陽代他受過。

筆者時任國家體改委所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代表體改所參加
過國務院、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這一時期有關經濟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多次討論會，瞭
解"價格闖關"決策的幕前幕後情形，也到趙紫陽辦公室參加了數次小範圍的政策討論，比較
瞭解趙紫陽的思路，算是"價格闖關"這一事件決策過程的一個親歷者。現根據當時記錄撰寫
此文，以說明真相，讓世人瞭解被官方文字所遮掩的一段史實，也希望澄清了的事實能還趙
紫陽先生以公道。

1988年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入了膠著階段，風波疊起。當時，城市經濟改革早期的"放權
讓利"、"廠長經理承包制"和價格體系"雙軌制"的正面效應釋放殆盡，其負面效應開始影響
經濟的穩定，主要表現就是通貨膨脹蠢蠢欲動。在政治體制不變的情況下，無論是企業改革
還是宏觀調控體系的改革都停滯不前，而以陳雲、姚依林為首的計劃經濟官僚系統則抓住通
貨膨脹現象，試圖否定經濟改革的方向，恢復對經濟系統的全面性行政管控。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盲目的急躁冒進情緒開始抬頭。在高層決策圈中其代表人物之一就
是一度擔任國家體改委主任的李鐵映。這種看法把經濟改革過程中新舊體制並存所造成的制
度性通貨膨脹簡單化地理解為"雙軌價"的產物，以為盡快實行價格管理體制和價格體系的徹
底改革，把"雙軌價"合而為一，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所以這種主張視快速
完成價格改革為一場"攻關"任務，認為只要當局痛下決心，嚴令"攻關"，就能一舉完成價格
改革，從此太平無事。為給自己找論據，持此主張者提出了"長痛不如短痛"這樣的口號。筆
者1988年3月曾當面聽李鐵映談過這樣的主張。

其實，那時一些實行經濟改革的東歐國家如匈牙利等國的經驗早已證明，如果宏觀經濟
管理體制不能徹底改革、企業制度不能徹底改革，上述企圖只會造成一輪又一輪的物價上漲，
不合理的價格結構會在這個過程中"復歸"如初，"短痛"必然變成"長痛"，最後除了造成經濟
動盪，別無它用。1986年體改所十八人代表團到匈牙利、南斯拉夫的考察，以及1987年匈牙
利經濟學家代表團到中國訪問，都注意到這個經驗。趙紫陽聽取彙報後，根據他對宏觀經濟
問題的經驗和直覺，基本上接受了這一判斷。八十年代見過趙紫陽的著名西方經濟學家對他
理解現代經濟問題的能力都交口稱讚，可以說，中共執政之後的歷任國家領導人中，在這方
面其他人都難望其項背。

然而，高層決策圈中具有趙紫陽這樣睿智的人卻絕無僅有。像李鐵映這樣的缺乏現代社
會科學基礎知識的工程技術人員出身的行政官僚，其能力不足以理解這些道理；相比之下，
他們更容易接受象"價格闖關"、"長痛不如短痛"之類的簡單化口號和單線條思維。糟糕的是，
對既未受過現代正規教育、也不懂宏觀經濟的鄧小平來說，最容易打動他的，恰恰是"價格
闖關"、"長痛不如短痛"之類帶軍事術語色彩的觀點。儘管鄧小平對經濟問題完全外行，在
中國的決策體制裡，以軍委主席身份"垂簾聽政"的他卻偏偏擁有對財經事務發號施令、直接
插手具體經濟政策的權力。趙紫陽雖然明白"價格闖關"是兒戲，卻無法讓缺乏足夠知識的鄧
小平理解這一兒戲的荒謬。

至於1988年3月起任國務院總理並兼任國家體改委主任的李鵬，就更不懂複雜的經濟道
理了，他對一些基本的經濟管理常識都不甚了了。1985年夏筆者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工
作時，李鵬剛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代表國務院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經濟形勢，筆者全場聽
完了這次報告。這份報告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代為起草的，李鵬只不過是讀一遍而已。
但他好像不滿足於照本宣科，讀稿過程中脫稿解釋了兩個名詞，"工資總額"和"物價指數".
可惜，這位主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對這兩個大學本科經濟管理專業學生熟悉的基本概念的解
釋，全都錯得離譜。以這樣的知識基礎主持國務院工作，李鵬在1988年"價格闖關"的決策過
程中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1988年5月初，接受了"長痛不如短痛"觀點的鄧小平，突然決定要直接干預具體經濟政
策，他要求政治局常委會研究一下，能否在三到五年內完成價格改革。政治局常委會隨後召
開了一次務虛會，議了八條意見。這八條意見與鄧小平的想法不同，鄧小平強調的是"不怕
冒險"、要"畢其功於一役"，而政治局常委會的意見則強調要穩妥，要顧及民眾的心理承受
力，價格改革過程中要配套進行工資改革，以免民眾的生活水平受影響。其中的第二條意見
是準備一個為期五年的"價格－工資改革計劃".當時，在趙紫陽主持下通過的這八條意見並
未對黨內公佈，更未向社會公開，本來不至於引起社會動盪。

大概是不滿意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求穩有餘、"衝勁"不足，鄧小平從5月19日到6月3日
利用會見外賓的機會，連續向外賓放話，宣佈中國政府已經決定實行"價格改革"，其理由就
是"長痛不如短痛".鄧小平此舉不僅是越俎代庖，以軍委主席的身份代替政治局宣佈重大財
經政策，而且是直接對政治局施加壓力，逼著政治局按照他的意圖行事。這是毛澤東慣用的
手法。鄧小平公開放話後，中央要"價格闖關"的消息就不徑而走，媒體相繼報道，立即在社
會上引發了心理恐慌，隨後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一場來勢兇猛的銀行擠兌和搶購商品風潮，
物價迅速上漲，經濟形勢變得十分嚴峻。

當時，趙紫陽其實並不相信單刀突進的"價格闖關"措施能取得成功，但作為經濟改革的
主要領軍人物，他又不便直接反對價格改革，那樣就會站到反對經濟改革的保守派一邊了。
所以，他利用各種機會反覆發表講話表示，只有在價格改革的同時推進企業改革，價格改革
才能成功。他沒有講出來的另一半意思是，如果單刀突進地推行"價格闖關"，而在其他領域
裡按兵不動，"價格闖關"即使實施了，也不可能成功。可是，他的看法並未引起注意，老百
姓擔心的是大漲價，支持改革的人往往被"長痛不如短痛"的簡單邏輯所左右，反對改革的人
當然不想聽趙紫陽的意見。

趙紫陽所面對的不僅是鄧小平的魯莽草率，而且還必須應付陳雲、姚依林的暗中破壞。
由於李鵬沒有能力主持"價格闖關"方案的制定，這個任務就自然地落到了姚依林的肩上。反
對經濟改革、又深喑中國官場政治的老官僚姚依林知道，不能公開披逆龍鱗、否定鄧小平的
主張，但陽奉陰違這樣的把戲要瞞過向來不問細務的鄧小平，就易如反掌了。因此，姚依林
一方面在表面上做足功夫，大張旗鼓地召開各種討論會，徵求學者和民主黨派負責人對"價
格－工資改革方案"的意見，擺出一幅"價格闖關"勢在必行的架式；另一方面，卻利用主持
制定"價格－工資改革方案"的機會，把鄧小平"價格闖關"的主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悄悄
化解成適當提高幾種商品價格的一個小幅度調價方案，於是鄧小平的"價格闖關"主張就無聲
無息地被技術官僚們消除於無形之中。然而，老百姓並不知道姚依林抵制鄧小平決策的真相，
而姚依林大張旗地為"價格闖關"造勢的行動，實際上起到了煽動老百姓的恐慌心理，為社會
動盪火上澆油的作用。就這樣，姚依林既不動聲色地耍了鄧小平，又把趙紫陽"架在火上烤"；
而無知的鄧小平不但未察覺姚依林的把戲，反而對姚依林倍加信任。

當時，陳雲私下裡明確反對鄧小平的"價格闖關"主張，也猜到鄧小平在此事上必敗無疑，
卻故意不提出任何批評意見，而是等待著看鄧小平"走麥城"的那一天。同時，他悄悄地指示
姚依林，立即開始著手準備停止經濟改革、實行"治理整頓"的方案。直到1988年夏季，社會
動盪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時，陳雲知道鄧小平的敗局已定，於是出面表示，必須立即停
止"價格闖關"，實行"治理整頓"，他的主張是重新恢復計劃經濟管理部門對經濟活動的廣泛
控制。鄧小平在失敗的現實面前，不得不表示，同意陳雲的意見。於是，自鄧小平宣佈"價
格闖關"之後，三個月內，"價格闖關"一事無成，而引起的社會經濟動盪則動搖了國民經濟，
於是中央政府於1988年9月宣佈改弦更張，放棄"價格闖關"這一決策，同時決定嚴格控制物
價，實行"治理整頓"，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步伐就此停頓。

掀起這麼大一場經濟社會風波，又明顯是出於一項在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思維指導的
錯誤決策，當然得有人出面承擔政治責任。然而，"價格闖關"失敗之後，闖了禍的鄧小平卻
不敢承擔政治責任，於是他玩起了中共黨內老一套的諉過他人的把戲。鄧小平絕口不提自己
幾個月前動議"價格闖關"一事，也不提他通過向外賓放話對政治局常委會施加壓力、要常委
會立即實施"價格闖關"決策的情形，更不敢追問姚依林陽奉陰違、明順暗抗的行徑，卻逼趙
紫陽出來代他受過。於是，趙紫陽不得不在1988年9月中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承
認"價格闖關"這一決策考慮不周。這則消息經新華社報道後，鄧小平安然過關了，而一心致
力於推進經濟改革的趙紫陽的形象卻因這次檢討大為受損，此後他事實上不能再過問經濟改
革和經濟政策了，經濟決策的主導權終於被反對經濟改革的姚依林等計劃經濟官僚奪了回去。

1988年其實是真正懂得經濟政治改革的趙紫陽命運的一個轉折點，而那時他的地位之削
弱具有重要的象徵性意義，那就是以理想主義為特徵的中國經濟政治改革被"中國特色"的政
治制度和政治現實悄悄地劃上了句號。從此，經濟改革在中國被逐漸改變成服務於權勢集團
利益的工具，而清除了理想主義代表人物趙紫陽的中共領導集團，則越來越露骨地把剝奪壓
制民眾當成維持統治的基本手段。從這層意義上講，1978年以來，以趙紫陽為領導人的經濟
改革到1988年秋就中斷了，此後的"改革"其實與此前的改革在性質上有根本的不同，這是理
解中國在改革中走向全面腐敗、快速極端的兩極分化、欺弱淩貧等局面的一個關鍵點。


【编 者注】作者简介：程曉農，一九八五年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先後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 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一九八九年起先後爲德國經濟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


新唐人http://www.ntdtv.com/xtr/b5/2008/10/21/a211580.html

大躍進與改革開放的反思 中國歷史教訓及未來挑戰研討會紐約繼續進行

18日在紐約法拉盛喜來登酒店召開「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週年和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的大型國際研討會現場。（攝影﹕文忠/大紀元）

【大紀元10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何賓紐約報導)由美國西東大學﹑21世紀中國基金會和中華學人聯誼會舉辦的「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大型國際研 討會昨日（18日）移地法拉盛喜來登酒店。今年為中共發動「大躍進」五十週年和「改革開放」三十週年﹐此次研討會在於探討中國當代史上這兩大相隔久遠但有 密切相關的歷史事件﹐這對當今中國的發展走向也有相當的現實意義。

昨 日上午的會議為「大躍進」和「大飢荒」專題﹐包括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任陳奎德博士「問責：三年大饑荒與毛之責」﹑中國大饑荒網站創辦人金和輝博士「毛 澤東在大躍進期間的政策認知與選擇」﹑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宋永毅教授「恐懼和造假：從肅反大躍進到高產辯論會」等多位學者的研究論文報告。這些研 究成果從中共上層造成災難的動因和中國民間在大饑荒中的承受等多個角度為認識那場災難提供了視角。

反思改革三十年為下午的研討專題。三十年前鄧小平為維持中共政權推行的「改革」究竟給當今中國社會結構和民眾生活有怎樣的影響﹐以及所謂中國經濟奇跡的實質都是中外學界人士關注的問題。

大陸學者秦暉教授對照中國大陸和南非共同點﹐歸納這兩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為低人權和全球化﹔中青報記者盧躍剛對大陸新聞界三十年的思想演進作了介紹﹔北電崔衛平教授的論文「反對派的困境」﹔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劉軍寧博士報告「補天與變天：中國改革的事實與價值」。

前 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琪作「如何看待改革開放三十年」發言﹐分析大陸維持經濟發展的因素。他認為﹐中國已逐步捲入全球性金融變幻中﹐WTO後的中 國也難逃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的規律。他還指出中共高層為穩定周邊對俄﹑日等國做出的領土妥協對中國後代子孫的損害極其嚴重。

中國人權高級研 究員何清漣報告了她的一篇還未完成論文主要內容。她分析從大陸有關部門的數據得出的中國社會財富「豸B字形」結構﹐即75%的財富集中在0.4%家庭﹐ 兩極分化在全球居首﹐事實上已處於社會危機。她指中國政治﹑經濟模式導致這個不合理現象﹐使財富只流向政治利益集團﹐依附它的經濟利益集團和少數知識精 英。她還給出一個有趣的數據﹕中國普通大眾的犯罪率為四百分之一﹐公務員中為兩百分之一﹐而在法官中為百分之一點五﹐說明這個國家的黑社會化。

另外﹐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吳國光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中國研究教授郭建分別報告他們的研究「從『完美制度』到社會革命」和「啟蒙與反思：八十年代的改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席陳一咨給會議的「中國改革三十年祭」由吳國光教授代讀。

研討會週日將在喜來登大酒店七樓會議室繼續﹐由多位學者作有關「中國面臨的未來挑戰」專題報告。
http://epochtimes.com.au/b5/8/10/19/n2301812.ht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关于会议的报道

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结束

发表日期 19/10/2008 更新日期 19/10/2008 15:54 TU

路透社图片：中共17届3中全会十月九日在北京召开

*- 正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纪念中国58年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周日将进入尾声。这次为期三天的研讨会由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 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合作发起，以“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为题，探讨中国当代史上这两个重要事件间的关系及现实意义。

据本台特约记者发自纽约的报道，来自中国大陆的多名学者参加了此次讨论会，来自清华大学的中国学者秦辉就中国改革三十周年历史表示中国的经济奇迹主要应该归功于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圈地运动以及农民工是造成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越刚是中国新闻开放的启蒙者与实践者，他认为中国媒体的思想演进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相一致的，通过其启蒙、到维权的演进过程，见证、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纽约特约记者 倪安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06/article_10065.asp

相當于汶川地震死亡人數500倍的悲劇，為何多年沉寂？

2008/10/18
相當于汶川地震死亡人數500倍的悲劇，為何多年沉寂？

今 年汶川地震死亡與失蹤八萬多人，震驚全球﹔但是五十年前在中國大地上死亡人數相當于汶川地震500倍即四千萬人的悲劇，卻似乎已被遺忘。這是什么原因？美 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講座教授林培瑞在給紀念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國際研討會的書面致辭中認為，與“反右”和“文革”相比，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 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飢荒，災難主要落到底層人民，尤其是農民頭上，而他們缺少發言的機會﹔而知識分子也應該反省，在記錄、研究這一場巨大災難上是否有失職。

正是為了彌補這一多年的欠缺，美國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 ,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中華學人聯誼會合作主辦題為《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國際研討會。

會議的宗旨是對上述中國當代史上這兩大相隔久遠但有密切相關的歷史事件進行探討，會期三天。10月17日，會議的第一天，在位于美國新澤西的西東大學舉行，集中在“五十年后再看大躍進／大飢荒”和“狂熱的政治氛圍和大飢荒的悲劇”這兩個專題。

研討會有60余名學者參加，其中有楊繼繩、李若建、余習廣、姚監復、胡杰、秦暉、盧躍剛等不少從中國大陸專程前來的學者。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宋永毅教授，宣讀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理事會主席和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講座教授林培瑞用中文寫的書面致辭。

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在會上發言，題為《大飢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楊繼繩經過多年詳細調查，寫出110萬字力作《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

美 國明州諾曼學院丁抒教授是研究大躍進和大飢荒的先驅，其《人禍》一書，是最早系統揭露大飢荒悲劇的專著。他這次在會上發言，題為《大躍進期間中國非正常死 亡數的下限》。他們兩人都介紹說，統計飢荒死亡人數遇到極大困難，并各自介紹了自己用不同的方式統計出來的死亡人數，二人的結果相當接近。

中國大陸獨立紀錄片制片人胡杰在會上放映了他拍攝的《糧食關紀念碑》，反映河南光山縣吳圍孜村民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大飢荒期間，全村130多口，餓死71人的悲劇。胡杰所拍攝的反映“反右”和“文革”悲劇的紀錄片《尋找林昭》《我雖死去》，曾引起廣泛反響。

前中國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室主任姚監復在會上發言。他說，改革就是改錯，偉大的改革，就是要糾正巨大的錯誤。要回歸常識，回歸理性。

多年來研究“三農問題”，多年來呼吁中國應“土地私有化”的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文貫中教授發言，認為公共食堂直接扮演“謀殺者的角色”，當年毛澤東最后不得不還農民退出公共食堂的權利，今天中國當局也應該將退出土地公有化的權利還給農民。

美國斯瓦斯莫學院歷史系教授Lillian M. Li用英文發言，運用從北京、南京兩個檔案館的歷史資料，將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中國大飢荒，與清朝發生的災害以及其它國家的災害進行比較研究。

在會上發言的，還有中國中山大學政務學院教授李若建博士，他發言的題目是《趨利避害：大躍進時期官員造假行為分析》﹔前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員余習廣發言講述了他多年調查76個飢荒嚴重的縣的情況，重點介紹了“反瞞產征購”加速造成大量農民餓死。

他們的發言引起與會者濃厚興趣，提問、質疑十分踴躍。

10月18日上午9時開始，會議將移師到紐約法拉盛喜來登大酒店二樓會議室舉行。上午的主題是：“毛澤東、中共領導人和大飢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中的大飢荒”。下午的會議，則轉入對改革開放的總結反思，主題是：“回顧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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