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8日星期四

何晓清:海外中国学生民族主义初探

-- 认同一个「崛起的中国」?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何晓清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 成中 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 『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 刊登和播放的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何晓清,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 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认同一个「崛起的中国」?海外中国学生民族主义初探》。

【何晓清】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是我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专案,就是关于 「海外中国学生民族主义初探」的一个专案。昨天大家已经对我「批判」了很多,要我一定用中文讲,所以我就尽量慢一点用中文来表达,但是有一些词可能我还是要用英文,希望你们可以帮我。

那我说的「初探」的意思,是因为这个专案还正在进行中,在这里就是所谓的「崛起的中国」(Rising China),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定义,我就想通过这个研究看一下这个所谓「崛起的中国」的这个概念是不是赋予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一个新的身份认同,就是 New National-Wide Identity。我想这个「崛起的中国」的涵义有很多,譬如说个「崛起的中国」它把中国带向了经济、军事的强国,就算它没有认同西方的一些普世价值,对 人权的尊重,它还是强大的。譬如说这个「崛起的中国」它让中国走出了贫穷,然后维护主权的「完整」等等;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儒家的思想啊,让海外的中 国人总算擡起了头等等。这个就是我定义的「崛起的中国」(Rising China)的涵义。

我是用定性的研究,就是生命史(Life History)这样的方法论来做研究的,而不是用定量的,或是定性的研究。我想从教育学的角度,从跟进海外的这些「后八九」一代的学生,从他们的在国内 个社会政治化的经历,还有他们在海外的「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社会政治化经历,来看这个他们的经历是怎么样跟他们的民族的认同、民族的归属感和民族 身分认同産生的关系。

那我想说一下我这个研究的一些背景。我这个研究其实是从两年多以前就开始搜集材料,我想现在大家对民族主义已经不是 很陌生了,因为经过今年的「挥红旗,迎圣火」啊;「迎奥运」啊,这些整个很戏剧性的场面,大家对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很陌生了。但是二零零六年我刚刚开始的做 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或者是小题大作,说有海外哪里有那么严重的民族主义。其实他们这样的这种吃惊,我是觉得我们不应 该。因为后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是经过很长时间慢慢建立起来(Build Up)的,它才会有这样的「舞红旗」等等的现象。

从二零零六 年开始到现在,海外民族主义事件,在西方的校园发生过一系列的事件,可能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因为它主要是发生在校园里面,外面没有很多的报道。在这些发生 在校园里面的事件中,很多学生在学术会议上,或者政治讨论上面,他们就很强烈地表达了对中国的批评声音的反对,那么我可以大概的举一下例子。

比如在多伦多大学,我当时写过一篇报道,当时有一个学者他讲中国的贪污问题的时候,那些学生在提问的时段,就轮流上去问他同样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中国 人? 他们轮番反复地提问。那个会开完了以后,他们就跟着他。而且还有些女孩子就很生气地对他说,你说中国有妓女,是污辱了我妈妈、是污辱了我、是污辱了中国人 民。然后她是哭着,追着他去骂。然后他们在多伦多大学学生会的网站上,发了四百多个留言,说要干掉那个卖国贼。然后他们说这个学者的演讲是西方的一个阴谋 (Conspiracy)等等。

其实,同一时间,在美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也发生了很类似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一次不是发生在一个中 国人的身上,而是发生在一位元教亚洲史的日本教授身上。这位教授用一些图画来讲日本在侵华的时候的惨酷性,那么中国在MIT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会,就发动 了一系列的E-Mail攻势(campaign),很恶意的去恐吓他。最后警察都介入进来。中国学生会要求麻省理工大学官方当局向他们道歉。他们说,你们 没有资格把亚洲人民或者中国人民这一段痛苦的历史来这里曝光(exposed),暴露在世人的眼里。

还有大家知道龙应台在哈佛演讲时,也是在解答提问时候被问说:你还觉不觉得中国还是你的祖国?就是很清楚问,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他的潜台词就是,你已经背叛了中国,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谈中国,你还有什么脸谈中国。

那 么从民主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是很让人担忧的,特别是那种情绪。我们后来看到的王千源事件等等,他们已经从自卫(Defensive)变成了攻击 (offensive);从大学校园走向了社会街头。他们从一开始只是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而现在变成了对个人的攻击;变成了他们想阻碍和改变主流媒体对中 国的看法。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从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八才短短两年时间里,在我看来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

其实如果我们不看这个时间、地点和 人物的话,我们可能还以为这些小孩是大陆「文革」的红卫兵,但是我们要想一想他们其实都是从过去改革二、三十年成长起来的;是中国所谓的最精英的人才,因 此他们可以到北美、美国、加拿大还有新西兰。其实新西兰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那为什么他们来到海外以后,他们没有受西方民主的自由理念和价值完全影响而改变呢?是什样的一个因素让他们把一个关于政权的讨论;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变成 和理解成为是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污辱呢?而且他把一个学术讨论转向要挑战这个讨论者个人对民族、祖国的忠诚呢?

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 这样的经历,我在做「六四」 、「文革」研究的时候,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我每次去开会,经常地挨骂,所以后来我看到中国学生我都是低着头走,因为他们很生我的气,然后很明显有些人根本就 不理我,觉得我是卖国的同学。当然我个人觉得很难受,那我就想在我的研究里面探讨一下,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学生,他们在一个异国的土地上,他们走上异国的街 头,变成维护中国的卫士。我很多美国朋友他们跟我讲说,他们以前对中国那个学生的印象,就是王维林挡坦克;学生在天安门绝食。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很多 当年「六四」许多学生都走上街头,所以才得到「六四绿卡」 ,才有那么多人留下来。他们当时是抗议中国政府的暴行的,然而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他们变成了去维护同样的那个政府,而且它当年的那些暴行都没有得到最后 的,不是平反,就是重新的评价。如果这些学生他们回到中国,参加到政治精英阶层,这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那么如果他们留下来,留在西方,他们对于中国 这些事件在不断地发出声音,那他们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又是什么?对国际关系,对世界和平又意味着什么?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决定做这个研究的。

那 这个研究一部分是从我的博士论文中发展而来,我不认为是在做八九天安门流亡学生他们的社会政治社会化的经历,我想从他们的流亡之前和流亡之后,的这个教育 经历,其实就是从广义的对于教育的那个概念出发去研究。我认为教育不只是学校的教育,而是说你整个人生的经历,也是一个教育。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 价值,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说这些流亡海外的学生患有「流亡综合症」。他们在很多不同的价值当中挣扎;他们也在很多不同的处境里面挣扎,在他们做出 人生的决定的时候,决定今后要怎样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除了需要承受这种恐惧,需要承受家人不能够见面啊,回国啊,很多人父母去世不能够回去见最后一面等等 这些冲突时,以及面对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付出不被你的国人认同;你付出的时候大家觉得你是在卖国时,也就是「血泪流尽反惹笑」 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这个冲突里面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八九年时的学生他们是想着中国会越来越好,然后年轻人成长起来,最终就会有公义。可是事实上 呢?「后八九」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跟「八九」的学生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对民族的忠诚的理解很不一样。「八九」学生他们觉得他们是爱国者,所以他 们走向街头,所以他们要求政治改革;而「后八九」我们都看到了他们觉得自己爱国,就是不要批评中国,不能批评中国政府。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大 家都觉得自己是在爱国,但是「八九」的学生就是觉得我们是爱国,然后那个对方又觉得是爱国,而且不要忘记了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制度底下教育成长起来的。我觉 得对「八九」学生或者因为「八九」流亡的所有异议人士来说,每一个异议人士其实他们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们从小到大被教育的事情,就是要为这个国家 付出和献身,你走上街头的时候,你要面对的就是坦克、机枪。你要面对的是监狱、恐惧,我觉得这是一种「背叛的忠诚」。这个「背叛的忠诚」在新一代的学生那 里,已经完全看不到那个影子了,他们只会觉得说你批评中国,你就是不对的。这就是这两代人的区别。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呢?我 大概做一下文献和研究,其实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民族主义在过去十几年已经有很多学界的讨论,但是大部份这些讨论都是限制在国内的那个情况里面,基本上是没 有涉及到海外中国学生的情况的。大家基本上都同意说这个由国家发动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来源于他们对政权合法性的担心,「八九年」后,国内的思想品德教育课的 课本做了很大的修改。我们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个思想品德教育课,在国内就是有它的主题,它在不停的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和政治社会的环境,他 就会不停地修改,根据政权的需要来修改它的历史和政治教育。

在西方国家,在民主国家,他的思想品德教育课叫做「公民教育」。这个「公民教 育」有两条最重要的内容:一个是知情权,一个是批判的能力和参与政治的能力。但是在中国的思想品德教育课,他最强调的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然后是你对他的 忠诚。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区别的。譬如说,一九九四年国家中宣部就颁布了一个「爱国主义」大纲,把中学小学的教学大纲都改变了,做出这些调整,就是要强调爱 国主义教育。

与此同时,非官方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发展。譬如我们知道,《中国可以说不》这些书,然后那个反日游行等等等等这些事件,当然这些所谓的非官方,所谓的民间,其实也跟官方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就是由官方来操纵的。这两条线,就是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

在 现有的民族主义发展的研究里面,主要就分成两大块,一大块研究主要集中讲学校里面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怎么进行的。,譬如那个..(15:54)有一个研究, 他们在一个中学里面就是专门研究这些学生他们每天是怎么接受民族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譬如说升旗仪式;譬如说老师会有什么具体的一个选择题,就 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外籍老师他挥动那个西藏的旗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的反应?譬如说如果在运动会上升起台湾国旗,奏起台湾国歌的时候,学生应该怎么反应? 这些都是有具体的问题和答案的。一些那个很具体的这些爱国主义在学校里面怎么进行的。

另外一大块,就是主要就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制度 性和现政性的政策改变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可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没有看到把这两方面,就说到底一个个体和一个学生他们从他们自己这个学校的教育和外界的民 主教育是怎么样连起来的?对他们産生的影响?譬如对他们得到这些民族认同感啦,民族的这些价值是怎么样影响起来?这些都还没有讲过,所以我就想这个角度来 讲。

我的两个大的理论框架一个就是教育和经历。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就是对于杜威的那个理论,他就是说一个人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受教育,你 从小到大你受到的所有教育,造就了你今天的价值,你的行为,你的所有这些,其实很大程度就是跟你的个人的经历有关系。他还讲到个人跟社会关系。就是说一个 个人他很大程度受制于那个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的社会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这一代人又反过来会影响这个社会,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理解 民族主义的这个情况是那么重要。

我的另外一个理论就是政治社会化」。「社会政治化」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地讲就是一个人在从你从婴儿开 始,到变成一个成年人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已经在不停地接受着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你生理上成长,和政治上、社会上的成长,就是社会化政治,「政治社会化」的 一个经历。那这个政治社会化就是你早期的时候接触的一些价值理念,就是像你戴一个眼镜,你长大以后你就一直带着这个眼镜看这个世界。

在这 个社会化的过程中,你会经历很多痛苦。一个就是说你小的时候,受到的一些价值观影响啊,知道的一些事情,跟你长大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有很大的误差的。 譬如说以前觉得共产党怎么怎么好,后来你看到他杀人了,那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冲击,那你可能就会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在社会政治化的过程中有几个主要媒介, 他们是最主要的影响。譬如说老师的影响、学校的影响、同年人的影响、家长的影响,如果两个不同的媒介说的话不同,比如,我小时候老师在学校就说共产党怎么 好,毛主席怎么好。我回到家里,我爸爸就会说它是独裁政权。那我我就会想到底是谁在说的对?是老师说的对?还是家长说的对?你慢慢地就会有疑问。每一个人 肯定会有这么一个阶段,慢慢地你就觉得改变了。这两个就是我说的「去政治化」 。而且这个「社会政治化」的过程不是说终结的,它是永远不停的进行的。

那 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海外来的学生来这边以后,他们到底有没有「去政治化」就把过去的一些东西去掉了,重新来那个什么再有新的东西,那我想这个题目的 话对于理解这个中国民意或者西方华人的民意,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总是要说民意、民意,好像就是说反对派总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讲,主要是 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团结大多数人。那我就想就说这个底线在那里?我们是为了团结他们,是要说他们的话呢?还是说让他们有reality shock,让他们有些冲击,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我这个题目会对记忆或权利和那个集体记忆和权利的关系或有一些的启发。何一男 做的历史和记忆的研究,他说在不同的国家,这个政权会通过他们想要的来解读历史,或者是那个改变和篡改历史的表述。我觉得这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我 们这些天讨论的这些问题,在中国都是禁区,都是不能触动的。

这些对于民族的认同还有什么样的影响?最主要就是三点: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地被放大;不鼓励批判精神;还有就是历史的事实被压制的情况下,对这个一个人民族的认同,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

另 外还有那个「公民社会」。我很同意现在学界讨论很多的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中国针对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要马上就改,它不能够马上改,一改它就乱了怎么怎么 办?现在的公民社会正在建立,有些人就说希望马上就改。那我觉得其实这两个是一点都不矛盾,在我看来因为它是一个发展的两个方面,如果你看一下台湾的话, 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的解禁,你怎么折腾都没有用,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

现在好像都在说「公民社会」,然而公民社会最基本的一些要素,比如知 情权、批判的权利都没有。你一说话它就把你关起来。你原来是体制内的,如果你过了一条线,你就变成体制外的了。这个恶性循环,你没有解禁,没有新闻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你到了最后这个公民社会力量根本就没有可能壮大。就是说一个小孩你给他吃有毒的奶粉他怎么长呢?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说要有点时间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没有自由,这个民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立如果现在还不开始的话,那就更加不可能开始了,那就会花更加多的时间了。

我的时间快到 了,最后我想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我们昨天晚上一起去唱卡拉OK,那个房间里面有那个「五零后」 、「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我觉得其实到最后人性里面有些东西是共通的,可是在我们所有那么几代人的教育里面,共产党都把人性去 掉了,然后让你就去牺牲、去献身。昨天晚上我们这些所谓的「八九学生」唱歌还是唱《血染的风采》;军涛还是唱他所喜欢的《出塞曲》,回不了家的;还是唱流 行的时候那个「几多风雨几多愁」叫什么「少年壮志不言愁」 。你还是想着那一些。而那些后八九的学生他们唱的是更加人性化的一些的歌。可是到了最后我们这些「八九学生」都成为卖国的,人家都成为爱国者。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教育是为了权利?还是权力?是for right还是for power?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采访了很多学生。其实很多学生他们爸爸妈妈都是右派;文革时被下放;小时候他们都是一个人在家里面一个人等着爸 爸妈妈回家,等了很多很多年,或者是等了十年二十年,都没有等到。我做八九年采访的时候,那些妈妈又在家里面等着他们孩子回家,还是在等,有希望的等,无 希望的等,就是这种等待。那如果一个社会里面连这个最基本的亲情、友情,都可以以一个革命的名义牺牲的话,或以一个爱国名义牺牲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还剩 下什么?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指望什么? 谢谢!

新唐人 http://www.ntdtv.com/xtr/gb/2008/12/13/a233388.html#video

王天成: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




学者:王天成【作者简介】王天成,宪政学者,前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曾因参与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入狱五年,二零零八年一月赴美,现为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学者拯救基金资助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 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 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美哥比大人研究中心者王天成,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

在这里,主要是想检讨一下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流传于我们中国知识份子中间的一种观点,也就是渐进民主观点;这个检讨也可以说是我们知识份子自我的一种批判。我检讨这一观点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它,尤其不意味着要鼓吹暴力革命,只是觉得它确实有些方面需要检讨。

渐进民主这一主张,它发展于八十年代的后期,八九年以后也就是到了九十年代,逐渐成了许多知识份子的共同看法。八十年代后期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经常议论的 一个话题,就是政治现代化的不同道路,比如说英国的道路、法国的道路、德国的道路、日本的道路等等,人们开始反思卢梭,反思法国革命,也兴存了对英国道路 的偏爱,在人们的眼中,法国革命是浪漫主义、是流血、是暴力革命;英国的道路是渐进改革、是民主宪政的成长和巩固。

一九八七年这个包遵信、金光涛等先生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出了一本书也就是钱乘旦大教授和陈意新教授,陈意新教授今天在这里,《走向现代国家之路》,这本 书把英国的道路概括为渐进改革之路,是“改革、改革、再改革”,法国的道路为人民革命之路。但是,八十年代更有影响的一种观念是政治改革要与经济改革并 行,认为政治不民主经济改革不可能公正,商品经济或者是市场经济秩序不可能最终建立起来。

八九年的学潮其实也和这一思想有直接关系,与此相对立的是当时沸沸扬扬的新权威主义,主张威权政府加经济自由,先推行经济的自由化,经济发展后再向民主转型。八十年代后期这些思想,在座的许多专家应该比我更清楚,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乳臭未干的学生,我就不多说了。

八九年的六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在接下来的多年中间,不仅官方不再讲政治体制改革了,民间思想也转向了。渐进改革,或者说渐进民主正式浮出水面,变 得越来越流行。八十年代很有影响的学者,李泽厚和刘再复两位先生一九九六年在香港出了一本书,大家知道也就是着名的《告别革命》,认为中国经历的诸如辛亥 革命、五四运动、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及八九年风波的激进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因此中国需要的不是激进改革,而是渐进的改良。也就是说不仅要 告别暴力革命也要告别激进改革,而只要渐进的改良。

渐进的改良或者说渐进民主思想的主要参照性是英国道路,认为英国自由民主政体是通过不断改革形成的,是在历史的岁月中逐渐演化成长起来的。它的反面教材是法国革命,是法国革命的血腥、恐怖和动荡。

进入九十年代后,也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在国内的风行,自生自发秩序观念的风行,也为渐进民主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注脚。所以 最极端的渐进民主主义者甚至提出,渐进民主是问题而不是原则为导向的,是没有蓝图的,只要针对问题一点一滴的改就行了。在我看来呢,认为渐进民主道路不应 该以原则为导向,已经陷入自相矛盾,因为渐进民主这四个字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原则、包含了一个目标、一个蓝图,也就是民主。

我本人对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法国革命的一些批评也是认同的;但是我对这些年来国内流行的这种渐进民主论调,确是感到不太安或者说非常的怀疑。我并不是要简单 的否定渐进民主的思想,例如渐进民主这种思想正确的看到了,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建成民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它需要一 个过程,我们不能太急躁。我也理解提出渐进民主思路的背后的苦衷,因为这样一种对官方没有急迫危险的观点,更容易得到发表,也被认为更容易被官方所接受。 中国知识份子是最爱讲策略的,老是考虑官方能不能接受。但是渐进民主论者,他们希望尽可能平稳、尽可能少震荡,或者没有震荡的过度到民主,这种愿望也是值 得理解的。

不过我认为国内的渐进民主思想的确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检讨,这里我就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渐进民主论者,将英国道路概括为渐进改革之路,是片面的、浪漫的,是对英国道路有意无意的误读。英国民主自由政体的形成,的确经历了许多次改革,经 过相当长时间的演变,但是不能把英国的道路简单贴上渐进改革的标签,那是对英国道路的歪曲。英国宪政的历史有两个关键时期,一个是十三、十四世纪,另一个 是十七世纪;两个时期都使用了武力发生了战争,否则关键的改革是不会发生的。一二一五年大宪章的颁布,是英国革命的开端,是英国由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转变 的正式开始。

但是大宪章并不是当时的国王约翰王主动的、愉快的签署的,是英国贵族起义,披坚带甲攻进伦敦强迫他签署的,是约翰王向贵族的投降协议书。此后约翰王在世和 约翰王过世以后,又发生过数次战争,因为约翰王和继任君主想撕毁大宪章,他们要摆脱这个束缚。经过多次战乱以后,贵族认识到不能靠战争、靠武力这种手段, 它不是常规的、依赖的手段来约束国王,他们转而加强议会,进行制度建设。这样英国才开始了政体转型,为君主立宪制的成长和完成开辟了道路。

十七世纪是英国议会地位和分权政体罪证确立的时期,议会的军队俘虏了查理一世送他上绞架。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是不流血的,但议会选择的新君主威廉不率领 荷兰军队登陆,詹姆斯二世他是不会逃亡的。一六八八年之后英国就再也没有发生革命,英国宪政的大原则已经确立,不需再革命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准确的说, 英国的道路是“革命、改革、再革命、再改革,直至不需要革命,而深化改革”。我这里并不是要鼓吹暴力革命,我再说一声,我要说明的只是渐进民主论者以渐进 改革来概括英国道路,这样去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是不成立的,是一种虚构。

第二、我们思考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的时候,以英国道路为主要参照系是不合时宜的,可以说是一种时空错乱。我认为更有价值的参照系是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我们所处的时代跟几百年前的英国是很不相同的,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和政体形式也和当时的英国很不相同。
我在这个地方老是在谈英国,因为英国对中国知识份子确实影响太深。我是刚从国内出来不久,到美国来也就是几个月,在国内很多知识份子、很多学者、我们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谈到英国的道路、英国的道路…,我都听得太多了,所以我这里也是谈英国道路多谈点。

英国的宪政史主要是英国议会的成长史,也就是代议制政体的成长史。英国议会最早是贵族组成的,当时的英国这些贵族,他们是主要的纳税人,他们有兴趣也有力 量增加议会的权力,巩固议会的地位,也就是说,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政府中间也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去削弱君主政体,向宪政政体转变。

但是我们现在谁能在我们的政府中间找到这么一种动力呢?你想一想,我们那个全国人大,它的代表70%以上是官员,他们就是吃纳税人纳的税,你纳的越多越好,他越舒服!在我们的政府中间你是找不到这么一种动力的。

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中世纪的时候,像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曾有类似于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等级议会。英国现在的宪政政体,也是由这个等级议会演变过 来的,当时欧洲大陆很多国家,法国,西班牙,都有那种等级议会,在中世纪的时候。但是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其他国家都变成绝对君主制国家,只有英国走向了 另一条道路,完成了宪政转型。我觉得英国道路它是一个奇迹,它绝对是一个奇迹!只有英国做到了这一点,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不可模仿的。

所以我们与其把眼光盯着古老的英国,不如多注意一下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多关注一下在那些地方民主转型是如何发生的?民主是如何巩固的?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 年代,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有六十多个国家民主化,使得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总数达到了3/5。在这60多个国家中间,如果按转型前的政体类型来划分,主要 是两类,一是威权国家,二是后极权国家。我们现在这个国家,中国是极权国家还是后极权国家?我想是这两类中间,更多的人认为它是后极权国家。

第三点、渐进民主论的心理基础是害怕乱、震荡,希望尽可能平稳、少震荡的过度到民主。如果历史给我们这种机会,我们最好能抓住不放,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个 常识,要经历转型不可能不发生一些震荡和纷乱,我们须要勇气去面对某些纷乱,要有勇气闯关。这方面,我特别怀念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有闯关意识,知道改 革要有阵痛,但是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意识消失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份子精神萎靡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振奋这民族精神,怯懦的民族是 不会有自由的!托克维尔说过民主是在混乱中成长的,只有成长起来才能享受到它的好处。我们要相信自己,有些震荡是我们能够承受的,要分析一下那些震荡是我 们能够承受的,那些震荡是需要避免的,看一看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所经历的转型、震荡,其实没有多少是我们不能承受的。

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现政权主导,开放政党竞争、自由选举。二是现政权倒台,临时政府主导。三是各派力量签署协议合作,推动转 型。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六十多个国家完成了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他们都已经过关了,不必再担心会有大的动荡,我们还躲在后面不敢动,东欧国家现在有的已经 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

第四、渐进民主把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这需要一个有长远眼光,相信自己能够稳定局势,愿意分步骤、分阶段放开的政府。现在这个政府是否是这样的政府?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展开说好了,提到这个政府我的情绪也不太好。

最后我谈谈我对中国转型的一个看法,现在很多渐进民主论者,他们的渐进民主论中间,是没有开端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渐进民主是不需要计画的,它会自生自发 地发生。但是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开端,这个开端它不是一般的开端,必须触及政体的性质,必须让这个政体变质,要从这里开始,要不然是没有意义的;你东改一点 西改一点不重要的,你改的再多它也不能拼在一起,也不能构成一个民主政体、宪政政体。我主张如果我们能分步骤、分阶段去转型的话,这个转型从地方自治开 始,台湾的转型是比较平稳的,它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国民党在台湾先期推行了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它是全国立宪政治的基础,这一点,在我们清朝末年 戊戌变法的时候和清朝预备立宪的时候,许多人就已经意识到了。孙中山先生后来也一直是持这种观点,国民党也是持这种观点,很重视地方自治。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空谈渐进民主不如多来鼓吹鼓吹地方自治,当然共产党它也有可能不听,你不听,但是我要鼓吹,我也要制造一个舆论,你引导舆论,你注意舆论导向,我们也得注意一下!谢谢大家!

转自新唐人http://www.ntdtv.com/xtr/gb/2008/12/11/a232330.html#video

2008年12月10日星期三

史实:改革三十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 「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的「盛世危言」

和在中国大陆被禁止的对大跃进∕大饥荒真相的探索相反,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讨论在那里正热火 朝天。中国的执政者和紧跟他们的知识分子们正在以「盛世论」夸大渲染「改革」的前无古人的辉煌。就在这一时刻,十月十七至十九日,来自中国大陆的十多名着 名学者和北美地区的近四十名学人相聚纽约,借「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型国际研讨会发出了「盛世危言」的警 世之音,对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作出了冷静的分析。

「改革」只是「改错」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姚监复在他的论文《从乌托邦幻梦回归中国土地――对农村改革三十年粗浅反思》中谈到三十年来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他清醒地指 出:「改革前,违反农业生产客观规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掠夺性经营方式破坏农业资源的战略,这样与地奋斗,结果必然是其乐无!穷!违反自然 规律要『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方式,与天奋斗,结果是其乐无!穷!在回顾农村改革三十年成功的重大成就时,应当清醒地看到改革就是改 错,改正前三十年失误后出现的这些光辉的数字,只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伟大长征中的第一步。」

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国大陆公布了十二日於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於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然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在他的发 言中指出:五十年前农民当初是否自愿加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农民加入后,有无退出的自由。文贯中教授认为对中国农民的进退自由的承诺 至今没有真正完整地兑现,因为他们虽然从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中获得自由退出,实行包产到户,但至今仍不允许他们有退出强制性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自由。这个 《决定》重申了所有农地必须是集体所有。他指出:「这就出现了很滑稽的现象。所有的农民被关在A房间,绝对不允许出去,却对他们说,他们在隔壁的B房间可 以自由进出。这从逻辑上讲是根本不通的。中国农民要想在B房里自由进出,就必须首先被允许从A房里自由退出。」

在「中国奇迹」的背后

中国启动改革的时候,外界有相当的期许和热望,三十年后人们却发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中国改革事实上早已经逆转、被扭曲和遭到背叛,事实 上也已经成为历史。从微观的角度看,应该承认改革带来的经济开放、市场发展,中共的统治权威由独裁转变为寡头、社会生机空前爆发、非官方生活空间得到了拓 展。但是,如果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并没有触动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相反使中国大陆成了最坏的资本主义与最坏的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 在他的《中国和南非:两个奇迹的比较》的发言中指出:南非在成为民主政权之前,经济上也创造过四十年不衰的「奇迹」。和中国相似,南非的奇迹倚靠的也是 (一)低人权:低成本的劳力;(二)低成本的国有土地。只不过在中国是被歧视和不公正对待的「民工」,而在南非是种族隔离下的「黑奴」。

《北京之春》总编胡平的论文是《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他指出:「六四」屠杀改变了中国的方向,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此走上歧途。「六四」屠杀彻底剥夺人民的 发言权,中国的私有化正因为没有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就变成少数官员直截了当地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官员一下子成为资本家,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再加上高压 政策造成一种相当稳定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而在专制高压下,中国的劳工被禁止组织自己的独立工会,无法扞卫自己的权 益,所以被压制得更廉价。还有高科技的不断引入,全球化下的贸易以及对资源的大量开发,於是就造成了所谓的「经济奇迹」。

美国「中国人权」的高级研究员何清涟,在十多年前还在中国大陆工作时就以《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尖锐地剖析改革引起的社会不公,因此洛阳纸贵,一书风行。在 这次研讨会上,她以《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为题,再一次揭露了中国改革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极少数人占有,而百分之九十的人仍然处於社会 底层,改革还导致了对资源的穷竭和对环境的破坏等严重问题。为了更大限度地敛取财富,中共政府的国家能力呈畸形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既是制定者、监督者、裁 判者,同时自己还下场参赛。她总结道:「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塑造着中国社会的反抗模式。」「只要看一看 哪个领域财富增长得最快,哪个领域的掠夺行为就发生得最多;哪个领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反抗主要是四大问题: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 就是反拆迁;第三就是反环境污染;第四就是泄愤型的。泄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诉得不到解决,大家积怨已久,遇到一个突发事件就会爆发。」

中国政治发展决定於民众的忍受限度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博士在他的发言中对三十年改革作出总结。他认为:毛之后的中国,经过了两场十年改革,即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第一场 十年改革,和一九九二年到二○○一年的第二场十年改革。到二○○一年,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已经终结。改革形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安 排,其特点是两个「不惜代价」的制度化、常规化和道德化,即不惜代价推进经济发展,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在这样的制度下,改革之后的中国,是社会矛盾普 遍、持续紧张的中国。社会矛盾的高涨,促使「两个不惜代价」相互之间发生了深刻矛盾,即经济发展的代价转过来影响政治稳定。当局对於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 决,是在维持政治稳定的目标下实行的,也就是在维护一党专制的政治框架内展开的,而不是着力於变革这种「两个不惜代价」的制度。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决定 於民众对於这一制度的忍受限度,那也就是第三个「不惜代价」是否出现,即民众会不会「不惜代价」争取自身权利和利益。

「六四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

原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教授持相同的观点,他的论文《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认为:中国的改革,「六四」是分水岭,「六四」前,是在 「社会主义框架」内的「改革」。「六四后」,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大发展包含着许许多多「六四」遇害者、受难者的血和泪。但由於像「六 四」这样的大事,今天中国不讲「正义」,不讲「是非」,加上不重「法治」,原始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泛滥成灾,所以,今天中国充满了「不平感」。他的结论 是:「中国在六四以后没有政治改革,而现在看起来,政治改革的希望也没有。」

刚刚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王丹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来推行的,这使改革的成本大为降低。这就是这个经济奇迹的秘密。但是,它是建立在社会弱势全体利益受到盘剥的基础上的。它是一种不公义的增长,代价是巨大的。

中国知识分子玫瑰梦的幻灭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刘军宁博士自称是「变天派」。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出路,只有「变天」才能解决问题。他认为在中国,改革肯定是一个不可能完 成的使命。是一个不可能有结局的、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这样一场社会变革。「变天派」代表的是中国的未来,因为他对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至少他们 有一个共识,认为这个天不可补。而且事实证明也是这样。但是,面对中国当今的局势,他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今天,「变天派」面临的困局是,他们有明确的方 向,有坚定的信念,但是他们没有作为的空间。他们有突破的方向,却没有突破的能力。这也是中国目前这个僵局所在。

来自中国大陆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王天成的发言题为《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他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闯关意识,知道改革要有阵痛。但是 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意识消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萎靡了。不仅官方不再讲政治体制改革,民间思想也转向了。渐进改革,或者说渐进民主正式浮出水面,变得 越来越流行。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以《改革三十年中反对派的困境》为题,认为中国的反对派当自省和自强。她指出,官方压力会让反对派脱离社会大众。她希望反对派人士自我调整,适应社会环境,在有限的空间内保持参与社会的能力。

与会的许多学者都对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犬儒主义作了批判。

《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着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在他的发言《从启蒙到维权――中国大陆新闻界三十年的思想演进》认为,由於普遍的社会不公、腐败公行,中 国「新闻媒体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公器的双重性质开始显现。」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近年来新闻界进入了一个「公开信时代」:呼吁开放言论、新闻 出版自由,追究新闻出版署违宪致胡温的公开信,呼吁政改的公开信这些年来更比比皆是,而政改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新闻改革。

在北京和中国大陆沉浸於「盛世」福祉瞬间降临的氛围之中时,这么多海内外的着名知识分子相聚一堂,发出了如此瓦釜雷鸣般的「盛世危言」,无疑是有其特殊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的悠远警音。
(原载《争鸣》2008年12月号)

2008年12月2日星期二

姚监复:呼唤耕者有其田

三十年前,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改革之初农村、农业和农民也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然而随后的经济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又相继带来了农民负担严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土地流失等问题。

就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农业,"中国丛谈"稍早采访了原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姚监复,首先问他改革为什么始自农村?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搞了土改之后,农业出现过恢复性的发展。但是人民公社制度带了来了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停滞,人民公社把农民变成了"国家农奴",生活水平很低,生产没有发展。

这种情况就好比把人放在火山口的谷底,只要往上走,顺哪条路走上去都是解脱苦难,我们给了农民"包产到户"这条路,生产因此很快就提高了。

问:"包产到户"只是一种自然的回归,是吗?

答:是,是回归常识。为什么"包产到户"可以让生产正常发展呢?因为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它是一个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过程,劳动时间和生产 时间不一致,在分配最终劳动成果的时候,又很难判断你的劳动质量与数量和我的劳动质量与数量有什么不同,于是只能一刀切,采取工分制,结果是偷懒的人也可 以拿一样的工分,大家就没有了劳动积极性。

问:是不是可一换句话说,公有制在农村、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出的弊端比在城里、在工厂更为严重?

答:对。所以苏联的恰雅诺夫说,应当是中小型的家庭农场加上纵向的合作化,在技术、农机、销售方面搞专业合作社,而不要搞以产中为中心、共耕为特点的产中合作。

问:但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刀切"的情况,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是不是有些地方也因为规模和机械化程度的下降影响了生产力呢?

答:总的看,应当说对生产力因素中最重要的劳动力积极性的提高是有利的。但是地块划小以后确实对机械化不利,因此后来就出现了用小型农机具适应小地块的做 法,大面积地块也可以采取统一种、收、管的"五统一",所谓"远看一大片,近看有界限",农民是很聪明的,可以通过这个办法解决机械化的问题。

问:"包产到户"之后,这个政策的优势迅速地发挥了出来,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粮食产量曾经达到历史高峰,但从那以后,这个政策的效应就逐渐递减,生产也出现了徘徊,是这样吗?

答:农业生产不能单靠这样一个政策无限地推动下去。应当说,我们的单位面积产量的世界上是不低的,现在我们单位面积投入的化肥比美国还多,等于我们是用化肥换更高的产量。

这就涉及一个农民自己算账的问题,如果继续多投入化肥,增加的边际效益是正的还是负的,是否划算,他就要考虑了,应当说我们的产量对目前的耕地面积来说是比较正常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些年的城市化把原来城市周边最好的耕地都占用了,而在别的地方再补偿回来的耕地,生产力水平和那些好地是有很大差距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维持了这么高的产量,应当说农业和农民还是做了很大贡献的。

问:过去三十年,推动中国农村变化的,一个是"包产到户",另一个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里的转移,前者解决了"吃"的问题,后者解决了"花"的问题,您对农民工现象如何评价?

答:以前我们八亿农民的时间分配是"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赋闲"。按劳动日来说,只能有城市工人三分之一的收入,现在两亿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对整个农业生产是没有影响的。

假设在城里每人年收入五千块钱,总共就是一万亿。这是现金收入,对改善农民生活、增加消费、提高农村购买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问题是,进城以后他们觉得是"二等公民",因为户籍制度还在。

问:作为廉价劳动力,农民工对中国城市里的经济有直接的贡献,但是一个后果是目前中国很多地方从事农业生产的都是老人和孩子,这是否可以说是农民工现象的一个负效果?

答:实际上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农村劳动人口老年化的问题,从社会发展看是正常的,农民工出去以后挣钱更多,而继续留在农村的人如果无法承受繁重的劳动就会选择机械化。

我看到过小麦跨区收获,留在家里的妇女带着孩子在边上看收割机收自己的地块,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有老龄化和妇女化的问题,但也可以因此促进机械化、现代化。

不过,水稻和玉米的机械化程度目前还没有跟上,需要在城里工作的人到收获季节回乡帮忙,成为兼业农户。将来农业的构成可能大规模的专业农户是少数,这种兼业农户是多数。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多数人种少数田,少数人种多数田","少数人种多数田"是指机械化种粮食,"多数人种少数田"是搞经济作物,比如水果、葡萄、棉花、蔬菜、温室,这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到时候这种高收入、高技术的农业会吸引青壮年劳动力重新回到农业。

问:这种"高收入高技术"的农业是不是正需要最近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呢?

答:这两者有直接关系,但以前已经开始发展了,比如山东的蔬菜大棚。如果土地能够流转,可以集中起来,对发展这些产业当然有好处的。

我觉得中央重视土地问题是正确的,因为涉及土地问题的投诉可能占全部上访的百分之六、七十,对社会稳定和农民收入都有很大影响。

问:但无论是承包期限的延长还是这种经营权的流转,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所有权和农民面对征地时的弱势地位,不是吗?

答:从胡锦涛在安徽的讲话来看,确实不准备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土地还将是"双层经营、集体所有"。

我觉得土地私有是一个底线,农民可能希望这样,但中国共产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

真正的问题是,在土地被征用,转移用途的时候,获益该归谁。比如我在宁波调查发现,一亩地从农民手里拿来是一万块钱,给开发商是五十万,问题就在这四十九 万差价是怎么分配的,农民提出了为什么只能得五十分之一这样的问题,如果你说是集体所有,那么集体得多少?一般是十万,剩下的四十万呢?这四十万对开发商 是获利的机会,对官员来说也是个获利的机会。

问:现在有一种看似为农民着想的说法,担心土地私有后农民会更容易失去土地,失去承包田这个"根",成为城市流民,但农民如果卖自己的土地,价格显然不会是今天被征用的价格,农民的境况真的会因为出售自己的土地而变遭吗?

答:我和几位老专家也建议过,土地所有制度能不能也和工业所有制一样,采取多种形式。有国有的,比如国营农场;有合作的,像重庆、浙江、广东试行的股份制;另外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比如边远山区,可以私有嘛。

我提出过,经过十次代表大会还不能落实中共七大提出的"耕者有其田"承诺,这有些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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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BBC中文网

2008年12月1日星期一

严家其:胡锦涛没有政改魄力

BBC

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迫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曾在中共十三大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赵紫阳领导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参与政治改革的设计。

前不久在纽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严家其发言指出,没有重大事变的推动,今天的中国不会有真正意义的政治改革。

这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访就播出BBC中文部资深制作人乐安当时在纽约对严家其先生所作的采访,采访中他首先谈到了当年邓小平的政治改革:

答:应该说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不仅希望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希望改革政治体制。他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很多弊病,特别是这个体制导致了"文革"的发生,所以他是有决心来改变的。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他也就政治改革说了很多话,比如党政分开、权力下放,以及结束领导干部,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物的终身制。在中国的《宪法》里也规定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不能连任两次以上,这对中国是个很大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突破。

没有邓小平废除终身制,没有1982年《宪法》的这个规定,后来的江泽民就可以像毛泽东一样一直连任下去。

问:现在说到政治改革,人们更多想到的是民主选举、新闻自由这些内容,当年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和今天人们这种期待是不是还有很大差距?

答:当然,他的政治改革是企图从中国的专制政治中迈出第一步。

专制政治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权力的过分集中,第二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终身在位。这两点不打破,中国的专制主义不会消失,而邓小平打破了一条,打破了最高权力的终身任职。

英国走向民主宪政是让国王的权力变虚,解决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集中的问题。而邓小平改变的是另一点,解决了终身制。如果这两方面同时改变,那就是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但中国今天还是党领导一切,没有分权制衡,所以中国只走了一半。

问:如果从历史角度看,邓小平的政改是不是仍可以看作中国整个政治民主的重要一步呢?

答:是重要的一步,但是也有尾巴。军委主席就没有规定可以连任几届。在党领导一切的情况下,军委主席如果没有限制地连任就等于把邓小平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努力抵消了。

在中国这种最高权力不能分割的情况下,限制任期应该说是政治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步。第二步就是赵紫阳在1986年到1987年制定的"政治改革总体方 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改革,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下进行的,没有什么三权分立,但提到了适度的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权力也受到一定的制约。 这两步对中国摆脱专制主义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

问:但不幸的是即使赵紫阳这个有限的政治改革也随着1989年的"六四"事件终结了,后来甚至连"党政分开"也不提了。

答:现在中国就是党政不分。赵紫阳是坚持要走"党政分开"道路的,他的"政治改革总体方案"基本上都体现在了1987年全党通过的"十三大"报告里。

所以1989年学生运动的时候,他就企图按照政治改革方案来做,比如协商对话。但"六四"之后的二十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完全停止了,即使说是政治改革,也都是表面现象。

问:反而所谓"西方敌对势力的威胁"成了更大的考虑了。

答:主要是"六四"之后感到政治不稳定,特别是"六四"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这件事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

而另一件人类历史上的大事--柏林墙的倒塌,使中国认识到原来公有化的道路是完全走不通的。于是决定在共产党领导下,或者说在共产党专政的情况下,完完全全地、有意识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名义上还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问:198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民间受益的,以那些"万元户"为标志的,但"六四"之后的资本主义是不是变成了以国家、权贵,以官商勾结为标志的资本主义?

答:"六四"以前的资本主义还不是非常明显,也不是很有意识,只是采取资本主义一些好的经济手段。1989年之后就是明目张胆地、下决心要走资本主义了。东欧变化以后,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不得不这么做,因此也结束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体系。

问: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六四"之后政治改革停顿,与之相伴的又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这二者的结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答:这种情况不奇怪,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类似的阶段。

马克思书中经常提到的1848年革命之后,法国就处于今天中国的状况。一方面政治专制,另一方面除了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文化、艺术都高度自由化。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时代是非常相似的,这种情况在法国维持了二十年,后来普法战争改变了法国,法国慢慢走上民主化道路。

所以中国当前的这种情况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随着最高领导层一次次的更迭,民主化的意识就会进一步高涨。特别在一块经济自由化的土地上,要想长期维持专制是不可能的。

问:那您觉得将来政治改革的动力还能来自领导层吗?

答:中国的政治改革要靠掌权的人和民众结合。中国不需要毛泽东或者太平天国那样的农民革命,这种革命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需要的是上下结合的、基于经济自由化基础之上的政治改革。

这个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但目前来看中国不会有政治改革。我不可能预测更长时间,但未来三、五年不会有政治改革。

这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一个规律,就是"大事件出现大变革,小事件出现小变革,没事件没有变革"。你看,鸦片战争带来洋务运动;甲午战争 失败了,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慈禧太后就搞新政;在新中国,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没有"六四",就没有邓小平南巡后中国资本主义 的大发展。

这个规律只有毛泽东、拿破仑、彼得大帝这样的人物才能突破,胡锦涛我看他没有能力也不想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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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BBC中文网

2008年11月23日星期日

夏明:中国治理体系的范式变迁

新唐人電視 www.ntdtv.com 2008-11-13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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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治理体系的范式变迁』。

【夏明】我想给大家来个比较宏观的回顾,中国治理体系的几十年发展。我们都知道中国从毛呢,走向邓,走向赵,然后再走向江,走向胡。我在四川听到我的姐夫 给我讲一个笑话,我觉得四川话讲的非常有味道。他说中国是一个「毛邓」(矛盾)的国家,「胡」来不得的,「赵」(照)这样下去,「江」(将)来怎么办?还 「胡」来?

我觉得这个笑话概括了中国的治理体系,感觉非常好。我把中国分成四个治理模式,或者叫做范式。在过去的五十年多中,尽管发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毛时代呢,包括华国锋的过渡时期,「华时代」是「毛时代」的一个尾巴嘛,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我把它叫做「运动政治」。邓时代呢,从一九八零年 到一九九二年,我把它叫做「试验政治」。八九年的六四镇压和九二年的「南巡」正式标志着「试验政治」的终结。江泽民上台以后,我把它从一九九三年算起,就 是说从「南巡」结束后,到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就是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了,我把那段时间就叫做「工程政治」。二零零三年以后呢,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来就是跟温 家宝搭档,就是我们所说的「胡温时代」的到来,把它叫做什么呢?是「和谐社会」、「协商政治」呢,还是要再寻找的一个新的范式?

我在《中国人大制度和治理》一书中的研究给出了一个范式,希望能够影响中国未来政治,我把它叫做「磨合政治」,这是我自己提出的范式。通过这一范式让我们 认识到中国政府的治理趋势、执政目标、执政手段和执政结果都有些差异。同时带来了领袖-官僚-民众的关系的变化,也使得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发生一些改 变。这四个范式呢,让我们认识到整个中国治理体系和未来走向的意义。

我们首先讲讲毛的「运动政治」。毛建了一个「动员型体制」,将整个社会民众都动员起来,并强迫他们参与到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当中。就像毛所说的,「类似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三五年就该再搞一次」。那么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运动,我不想罗列了。因为我们讨论得很多,从三反五反到反右,到文革等等,最后以 华国锋「洋冒进运动」收场。这段历史留给中国人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昨天刚谢世的谢晋导演拍的「芙蓉镇」里面最后的一幕,王秋赦敲着那个破锣,用嘶哑的声 音不断地喊着:运动了,运动了!这就宣布了「运动政治」的收场。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毛「运动政治」,又可以分出三个不同的小时期:毛以军事运动夺得政权,建国后他又试图以同样的「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一但经济目 标失败,毛及整个共产党的合法性遭到削弱和怀疑后,毛又以「政治运动」来维护他的政权,整合他的政权。这就是毛的运动政治。

邓接下毛和华留下烂摊子以后,我们可以说,邓是迫不得已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执政理念,进入了「试验政治」的阶段。为甚么我把邓小平的叫做「试验政治」 呢?因为我觉得邓小平有几句话,最好地概括了邓这一阶段的特徵。第一个就是,「猫论,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第二个呢,就是「摸着石头过 河」;第三个就是「三个有利於」。邓是在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整个社会已经失序的情况下被逼上了梁山。但有的地方我们也看到,邓从延安经验中汲取了 灵感,即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后「试验-总结-推广」。

由於邓「试验政治」的目标和手段都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邓在这期间发挥的作用,既不同於「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毛,也不是他所乐於接受的所谓 「总设计师」的定位。我认为,邓小平的最佳定位不是总设计师。我在二零零零年写过一本书《二元发展型国家:中国转型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书中给邓小平 的定位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助产士」。「助产士」这个概念是从苏格拉底那里来的。苏格拉底给「助产士」有三个界定,第一个就是说我是老人,那么我无力产 生新鲜理念了。第二,我可以帮助年轻人接生助产新的理念。第三,如果年轻人产生些狂妄怪异的想法的话,那我就把它给扼杀掉,这怪胎我就不让他接生,我就把 他扼杀。如果用「助产士」这个概念来观察邓小平的政治作为的话,我觉得他的两大手笔,所谓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和沿海特区的建立,邓的角色都不是「总设计师 「,而只是「助产士」。里面的细节呢我就不多讲了,万里和赵紫阳在农村搞改革,习仲勋和杨尚昆在广东搞特区。

如果我们再看邓小平这一阶段最后的两项作为:「六四」镇压和九二「南巡」,邓又承担了所谓「怪异思想杀手」的角色。这是邓小平留给中国人的一个非常庞大的 政治遗产。这政治遗产也就是吴国光所说的,「两个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政治专制。」

我觉得,如果仔细看这两笔精神遗产,会发现它们是有不同针对性的。我把八九年天安门的屠杀定位於:邓小平给中国人上了很大的一堂课。天安门这堂大课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是同年拉萨军事戒严的一个延续。或者说这是一次补课。那它主要目的在甚么地方呢?就是要对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地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诉求 进行扼杀。也就是传说的,邓小平不惜十万生命换取十年的稳定,这个就是他追求「稳定压倒一切」的目标。

如果说八九年镇压事件是给中国老百姓的大课,那么九二南巡就是给江-李班子的一堂小课。因为我们知道邓小平的接班人呢,从智商上面来说是相对邓小平要低一 点。尽管邓小平也有很多可以非议、批评、指责的地方,但是在这四个阶段中,邓小平恐怕是中国人最好的一个领导。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待会儿我们一起讨论。邓 小平利用深圳这个「试验政治」的重要平台,向他接班人发出了最后通谍,「发展就是硬道理!」「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

邓小平在他「试验政治」的早期,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旨谕是:政治上我给你们撑着,经济上你们大胆地去闯。他对深圳的期望是:作为试验田,作为特区,你们大 胆地去探索,为中国经济闯出一条血路。后来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系统地提出了“试验政治”的更多设想。但六四和南巡事件后,邓对他的接 班人说,「不争论了,我们应该集中抓经济建设」。邓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为中国政治发展找到了药方。这药方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的,“软市场、硬国家”的新权 威主义模式。他也提到了要把中国变成另外一个新加坡,或者让中国出现更多的新加坡。邓小平为中国找到了明确的发展计画,这就标示着中国「试验政治」的结 束,进入了另一个新的阶段。

我怎么样命名中国进入的这个新阶段呢?邓小平自己定位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赵紫阳被认为是中国的改革总执行官,而江泽民给自己找了定位,他说「我是这个中 国改革的总工程师」。「六四」镇压和九二「南巡」后,邓小平已经结束了他的「试验政治」,自信地认为他为未来中国找到了一条路径。他一下就给中国任命了两 位总工程师,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来执行他这个路径,确保他给中国指的路径不被打断,也就是来维持、运作他的专制发展模式。所以我就把它定位为:中国政治进 入了「工程政治」的模式。

江泽民整个「工程政治」,从人事安排上来看,最绝的就是他就职的时候,九位政治局常委,全都拥有工程师的头衔,「清华帮」成为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独特风景 线。而最重要的还在於人,还在於思想。在苏联模式强烈影响下的“技术官僚”,以历史决定论为指导,以生产力论为中心,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工程。

在这种心态下,任何的政府作为都是冠以「工程」之名,所以有很多形象工程、工程一上手马上变成民心工程,马克主义工程等等。我把他叫做「工程政治」。「工 程政治」的最大的问题在於,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政府把老百姓作为一个大工程的螺丝钉和机器零件运作。它把政治界定为一个在有限的空间内,可以有确定的答案 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工程政治」出现的最大悲剧,就是对教会的镇压,对人精神的持续镇压,包括镇压法轮功。这就是「工程政治」最大的弊 端。

二零零三年后,我们看到「胡温新政」提出了所谓「科学发展观」,他们所做的「和谐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工程政治」进行新的微调和新的改进。说到 底就是中国政治应该怎么走的问题。胡温提出了「协商政治」,那么中国现在走的路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以「和谐社会」为定位目标。但是很不幸地说,今天的 胡温政权,把「和谐社会」不仅仅界定为理念和目标,而且把它作为施政的手段,因为我们是「和谐社会」,因此就不允许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以这种手段来统治中 国社会。

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把「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手段,那么「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只有允许百姓通过上访、游行、群体性事件等低层次的冲 突,在动态中,和谐才会产生。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胡温在镇压机制上投资的代价有多高。五月份我跟一群电影制作者到四川灾区去,我们被十几部警车围住,还把 我们扣留起来,进行审讯达八个多小时。我们沿路拍了五十多个小时的片子,但是拍我们的人比我们的摄影师还多,有特警有便衣,有穿警服的摄影师等等。这是非 常可怕的。

我想为「胡温新政」开帖药方。去年我出了一本书叫『人大与中国治理』。在这本书里我提出「磨合政治」的概念。我认为,只有透过摩擦才能产生和谐,如果不允 许摩擦的话,是永远达不到和谐社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有太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百姓的暴乱和宗教运动。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自绝于党国的 老百姓。

很多人的确是对政治漠不关心,但他可以是一个热心的环保主义者,可以是一个车友会的组织者,他们远离政治,就已经然国家的触角短路。另外的群体性事件、宗 教信仰团体的反抗从底层和民间就能够对中国政府施压。通过这种摩擦、这种动态的冲突,才能够制造出未来中国的政治和谐,所以我把它叫做「磨合社会」。我把 中国的这几个治理模式讲清楚以后,现在就要总结下这样说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我是怎么思考的。

第一,我在思考中国的治理模式的时候,震惊地发现中国的治理体系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维坦」,吃人的怪兽。首先共产党在革命的名义下吃掉了自己的敌人。政权 建立后,它又在维护政权的名义下,开始吃所谓的政治异己者,就是他所谓的旧政权的残渣余孽、国民党暗藏的特务等等。然后就吃自己过去的盟友,通过公司合 营、利用反右等等,把这个过去的盟友给吃掉了,如资本家、知识份子。盟友吃完了以后,他开始吃自己的社会基础,那些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人民群众成千上万 的在大饥荒中被饿死。接着,又吃自己的子女,先是在文革中让自己的子女发狂,然后通过「上山下乡」运动,将他们驱赶到农村,遭受非人的折磨。这一过程也延 续到了「四五天安门运动」,和后来的「六四运动」。从文革开始,它不仅吃自己的子女,也自残手脚。

那么就是说为了维持他的政治大脑,他开始舍弃自己的手脚,他开始蚕食革命同志,那么到了最后,我们知道许多的所谓的贪官污吏成为这个“政治怪兽”的饲料。最恐怖的就是江泽民时期了,在反腐败的名义下,通过枪杀和关押而镇压共产党官员的比例比毛泽东时期要多的多。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多人自绝于党国那是一大幸事。为甚么呢?因为我们都不愿意身陷囹圄或者去死,不愿成为那个政治绞肉机吃人链条中的一部分,不愿成为一个专制社会的殉葬品。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很恐怖的逻辑。

第二,我认为中国患了一种政治败血症。为甚么我这样讲呢?我记得曾在马来西亚参观过当地的民主博物馆。在当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像前挂了两幅像,一个 是林肯,一个是温士顿•邱吉尔。无论马来西亚的民主多么不完善,但他们的模仿对象一个提出了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一个 签署了《大西洋宪章》,摧毁了法西斯极权政府、扞卫了民主。但是我们呢,中国领导人挂的是马列斯毛。而斯达林跟毛泽东作为历史的罪人,这一定论在政治学界 是毫无疑义的。另外,我们在讨论中对於马克思没有进行任何的批评,其实他最可恶的就在於,他还没有给人类带来福利的时候,首先要改造人类,要把每个人改造 成有高度觉悟和认识的品德高尚者,然后再去实现他的理念。试图把人性维持在高水准的想法反而把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人间惨剧」。

第三,就是「宏大的社会工程」和「渐进的社会工程」之间的区别。我们都知道,卡尔•波普尔批评专制社会、封闭社会,认为最最可恶的东西在於大搞社会工程, 也就是我说的「工程政治」的运作。因为喜好大工程,就不允许小规模渐进的社会工程发生。在他垄断政治参与权的同时,也就阻止了渐进的社会工程的发生。所 以,当我们在批判中国专制主义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应该进行怀疑的是这种宏大的社会工程。

第四,中国否认人性的多元性。当我们看到毛泽东不断地讲着吃饭政治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人当作动物对待去,把吃饭变成人的全部。而我们认为,吃饭是人类最 基本的一个要求,他不是人类的全部。如果要说人类本性的话,至少包括「经济的人」、「政治的人」、「道德的人」、「宗教的人」。只有承认多元性的情况下, 人的价值才不单单停留在工具价值的层面,人的「命价」才会提升。中国在地下教会和法轮功要进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它就来镇压了;当许多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想说 真话,想做有道德的人士的时候,它又开始镇压了。所以中国人的「命价」就非常的低。低到我们只进行一种生物层次上的满足。而至於其他的人性追求,国家都是 可以剥夺,可以扼杀的。这就是我们觉得非常恐怖的地方。

最后一点是关於人的价值。中国共产党把人的价值,只当作一个使用价值,它没有想着人的本体价值。我说的「经济的人」、「政治的人」、「道德的人」、「宗教 的人」那就是人的整体价值。在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必须用个人主义,个人价值来对抗国家主义。中国的未来走向应该是一个钻石的格局。从奥运会就 可以看出中国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个大结盟。为了抵抗国家主义,我们必须加上一个最基础的个人主义来对抗它。为了抵抗民族主义,我们必须加上一个全球 主义来对抗它。尤其是在范式重建问题上,我觉得必须得考虑这么一个钻石的结构。

最后讲一讲老子学院的问题。中共在全球试图总共建立500来个孔子学院,每个学院要花一百万进行建设。而我就在网站上注册了一个老子学院。希望用民间的力 量建立一所老子学院,跟他的孔子学院对抗。为甚么呢?因为从老子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对神的崇拜,对来世的追求,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对小政府的期盼,对大政 府的遏止,希望我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至少有一所民间的中国文化中心,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多元解读。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简介】夏明,曾就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留学,1997年获天普大学 (TempleUniversity,Philadelphia,Pennsylvania)政治学科目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获该年度社会科学、人文学 和教育类最佳博士论文奖。现为纽约城市大学斯德顿岛学院政治学教授(获终身教授资格)。复旦大学访问教授(2007),湖南吉首大学院外教授,复旦大学选 举与人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讲座研究员。参与过«社会学概论»(1992年高教版)和«比 较政府体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写作,着有:«二元发展型国家:中国转型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与治理:走向网络治 理模式»两书。现正从事《中国黑社会三部曲》(英文)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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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

新唐人电视 www.ntdtv.com 2008-11-16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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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中国宪政协進会理事长王军涛,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

【王 军涛】大家好!今天,我主要想讲一下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做「比较政治」研究的人都知道,在讲中国政治发展前景的时候,刚才王丹说一个叫「不确定」性,其 实也不是中国的政 治发展是「不确定」的,从「比较政治」的眼光看,整个人类的包括现在政治的道路走的好的国家和不好的国家,其实在每个「转型」关头,他们的前景都是不确定 的。

那么讲中国政治的发展前景时,其实我们讲的是个「转型」前景。也就是说,中国政治现在是从邓小平的模式开始的,现在这个模式暴露了 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 是什么?出路是什么?解决方案是什么?中国各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跟海外华侨的思想状况形成非常强烈的反差,海外的华侨在这儿讲,中国有一个「强国 梦」,包括这次「汶川地震」之后,在那天安门广场上喊出像「汶川加油」!「四川加油」!「中国加油」!但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事件,就 把这样的一个「梦」给粉碎了。让他看到了后来的「奥运会」也没有把这个「梦」延续下去。中国出现的像「甕 安事件」丶「杨佳袭警案」丶「东海油田」,还有最近的「毒奶粉」,把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那么中国人都在想,中国的下一步要往哪儿走?

从 「比较政治」的观点看,中国下一步往哪儿走?你要先确定决定中国发展的一些因素是什么?我觉得中国人在「后八九」时期有一个很大特点,喜欢说我们不要讲 「浪漫」的感情,而是要比较理性的丶现实的丶科学的来看待发展问题。于是提出很多关于发展的条件,比如政治改革条件丶经济条件丶社会条件丶文化条件,我跟 你说,从「比较政治」来看都是「瞎扯」。这些人没有真的研究过具体「转型」,却在那里作为教授胡扯八道。他们没有去真的研究在国外多如牛毛的这种「转型」 的研究。

那么我想今天讲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转型」的起点是「邓小平模式」,什么是「邓小平模式」?它是怎么来的?它的主要内 容是什么?它现在主要问题是什 么?我这里不是讨论海外华侨和海外人怎样看问题,而是讨论在中国国内各界所看到主要问题是什么。第二个我想说一下,围绕着「邓小平模式」所産生的问题,中 国人已经提出来的政治发展前景有哪些?就是替代邓小平的「政治模式」有什么?第三个呢,决定这些模式的因素是什么?那么第四个,从这些因素出发,如果我们 做一个考察看一看,比较可能出现的前景是什么?最后我想谈一下,中国做一个民间运动它的「盲点」和「误区」,如果他要承担起推动「转型」目标的话,他的 「盲点」和「误区」是什么?

第一个什么是「邓小平模式」?「邓小平模式」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威权模式」,一开始的时候邓小 平的模式提出是从「毛泽东模式」的失败开始,七十 年代中期,当邓小平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是百业凋零,按照官方说法,国民经济快破産了,各方面问题非常严重!所有人都知道,包括当年狂热的跟着 毛泽东革命的,像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那么都已经知道这个模式不能继续了,中国要走一个新的路。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登上舞台, 当时中国人提出了大约有两种思路,一条是全面改革的路,说是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是政治的,主要的「灾难」还是政治性 的,所以要改政治体制。还有一种路就是邓小平的路,但是邓小平一开始是举棋不定的,虽然他也强调中国有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但他还是在七十年代末丶八十年代 初和八十年代中期,几次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而且在1989年学生走上街头的时候,许多人是举着邓小平的语录作为他们的政治诉求的。

但 是1989年 的时候,邓小平下了一个决心,这就是真的就开始实施他的「威权主义」的模式,说到底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然他说的比较好听,「中心」就是 为了发展经济,一方面要讲「四项原则」,另一方面要讲改革开放,但是实际上从发展主义的观点看,共产党的「四项原则」是四条棍子。其实,邓小平对意识型态 没有任何兴趣,现在对邓小平意见最大的就是老共产党人,是老「四项原则」的主张者。实际上,邓小平用「四项原则」作为四条棍子,去维护政治稳定,用政治稳 定来保障一个经济改革和开放,然后促進经济发展。

邓小平认为中国人的问题很简单,就是穷。只要发展富起来了,那中国的问题就都好办了, 中国人就是想富,其他的那些对中国人是不重要的,什么宗教呀!文化呀! 刚才谁讲的,说邓小平是没文化的,的确是的,他的没文化是从骨子眼儿里这样看的。他是真的不懂人除了吃饭之外还要别的,他不懂人需要精神世界,不懂有的人 还以为在这个「此岸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彼岸世界」。这就産生了冲突,他认为所有讲这些的人,只要影响了我的稳定和发展,都是捣乱,都是要加以镇压的。这 就是邓小平的模式。后来他这个模式他决定了之后,但实际上他本人并没有提出具体细节。到了江泽民时期才开发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实际上是在一个市场化 丶全球化和资讯化的时代,怎么建立起一个共产党的治理和控制模式。这个模式我觉得到了江泽民的后期,站在共产党的角度还是比较成功的。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 代在中国独立的民间精英,在谋取个人发展机会和财富的时候,能够自我的服从丶尊重和支援中国这些政府的、党政的、各级的决策,不仅是他的制度的利益,而且 各层领导的腐败的利益,跟他们做交换,来换取自己的发展。

那么到了胡锦涛时期呢这个我后面再谈。这个模式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之交的21 世纪之初的时候,産生的问题非常严重了。一方面中国确实获得了一定经济发展,国际名声得到一些改善;但是另一方面腐败丶权钱交易丶社会分配不公丶全社会暴 力泛滥、社会治安恶化、环境恶化…,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表现出来,而且这些问题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没有人相信他能解决,看不到任何可以 解 决的迹象。

去年的一天,就是去年开包遵信的追悼会的时候,国内来了一个学者,他说这十年中间,不光是政府丶独立的民间企业提了大量 的计划,这些计划不仅给中国人提,也给国外各基金会提,所有计划的申请报告都是非常好,最后总结报告也很好,但是一个现实是,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十年,他 们的工资涨了丶地位提高了,获得了社会这种尊重之后,所有的问题都更恶化了,而且未来十年会更恶化。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说,这就是「邓小平模式」让中国付 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人们到了「毒奶粉事件」出现时,已经很难容忍!

那么怎么替代「邓小平模式」呢?现在我觉得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 种看法就是「胡温」的新政,他们是主张在邓小平的现有的和江泽民现有的政治遗産的基础上,继 续强化共产党的国家的现行的治理模式,来试图解决现在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对党员進行干部教育和一定纪律的惩戒,但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其实胡耀邦时期也没 搞通,那时候整风就是「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那时候就搞不通了。现在这个队伍腐败到这种程度了,那么多的利益在里面更搞不通了。

第 二个模式就是「老左派」的模式,他的所有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要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这个事就好办了。但这个路不仅是在一些知识青 年份子中有影响,而且现在确实对中国的底层大众有一定感召力,因为对大众来说除了邓小平之外就是毛泽东。因为共产党封锁资讯,虽然精英知道还有别的选择, 但中国的大众其实所知道的能替代的方案就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里边在选择,很多人现在都往毛泽东那「回归」。

第三个就是「宪政民主」派,他说现在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党和国家的权力太大,这个党和国家的权力太大的时候,在出现这么多利益的时候,必然就是腐败的造成很多问题。那么出路就是建立「宪政民主」,限制党和国家的权力,党和政府要对人民负责,要确保人民的各种权利。

第 四个路就是「新左派」的路,「新左派」的路说到底,他认为産生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现代化」中的失误,他讲的过去「毛泽东时期」的失误,他在这地方有美 化「毛泽东时期」,「毛泽东时期」的失误就在于讲「赶超」,他采取的一些政治运动方式,但是他的动机是好的,所以叫「赶超」,那么造成一些灾难。现在的自 由主义的精英提出的模式,是对学习西方自由民主的问题估计不足,所以导致了现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建立一个全能的丶理性的丶现代化的国家,包括 他的政策,来解决问题,包括什么扩展政府的福利计划呀等等,

就是这四种道路在「竞争」中国的前途。

当然还有一种「激進主义」的,恨不得就是把所有现在文明建设都砸烂丶销毁这么一个报复性的心理。

但 是决定中国「转型」是什么呢?并不是像中国某些学者说的什么经济呀丶社会呀丶文化条件,这些东西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已经全部否定掉的。这个东西或许对 「转型」成功的概率有影响,但是不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转型」,也不决定这个国家「转型」是不是成功,就像你谈「市场机制」需要什么条件,你在「转型」发 生之前不知道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一样。那么在这里面真正起作用就是政治「搏弈」,就是说参与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各种力量,他们想要什么制度?他们之间是怎么 「交手」的?在这个「交手」过程中互相的战略、策略是什么?怎么去赢得大众支援的?

我觉得按照第三波的民主化规律来看,一般的「转型」 规则是这样,当一个「危权政体」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些问题会引起社会上的精英的焦虑不安和他强烈的 反抗,在这种反抗中间,朝廷发生了分化,一部份温和派主张用改革开放的态度,而且温和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意见,还有一部份鹰派就主张采取镇压的方式。

另 一方面在民间精英中的反对派,他也有两种路线,一种是采取激進的方式,彻底摧毁现有的权力结构,另一种主张去由回应这个权力结构中的要求改革愿望,这是比 较主流性的一个看法,那么在形成这种互动过程中,一个和平开放「转型」的过程,应该是在朝廷中的温和派和民间运动中的理性派進行良性互动,导致一个和平开 放「转型」。

但是,这样一个「转型」没有在中国发生,因为这种「转型」一般来讲,认为有三个契机,第一个契机就是战败,就是你在军事上 失败,比如说像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 群岛被打败,你战败了,你就改革了。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失败和治理的失败,像第三世界国家很多起诉于「石油危机」之后,导致经过一串的连锁反应之后,导 致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财政几乎的破産,这时候世行迫使他们经济改革之后,然后就发展成政治改革,再加上西方社会中影响。还有一种是继承危机,就是当这个最高 权力出现继承之后,就要進行争夺权力。

在这个解释模型中,不假定你对民主有偏爱,不论是民间还是执政者,只假定你是理性的,想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就是你在历史上想变得更重要,这一点就可以导致他之间的互动作用,把这个社会的主流逼上一个民主化「转型」的道路上去,他有一套解释机制。

但 这个事情没有在中国发生,一九九七年邓小平死的时候,中国的所有问题都非常严重,就是我们说的能够在别的国家导致「转型」的问题都很严重,但是中国没有发 生「转型」。原因很简单,这还不是在华侨中,就是在中国大陆精英中,刚才王天成先 生讲到的那种「保守政治心态」,你看在所有国家导致该「转型」的,存在这么多问题的,跑到中国精英那去成为不能「转型」的理由,担心一「转型」就崩溃了! 你再看当苏东垮台的时候,别的国家知识界的和精英都觉得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精英却普遍得出结论,千万别「转型」,那个转型要 一发生的话,真是灾难!这样一个保守心态就使得中国在二十世纪最后的时候,痛失和平「转型」的良机。

往下走,我觉得中国精英之所以选择 了这样一个保守心态,它中间有几个思路,昨天有个朋友讲到了,像萧功秦先生认 为,浪漫的理想主义导致了中国八十年代的精英主张「转型」者。昨天,我们也有朋友讲到,在八十年代,比如谈到像新闻界,也有一个浪漫的理性,其实我觉得那 种理性是常识理性,谈不上浪漫主义。你真的看一看,你把美国的新闻记者丶美国的学者与中国的学者、中国的新闻记者比一下,人家在强调专业素质的时候,一点 都没有放弃对美好社会的追求,而且人家在强调专业的时候,首先警惕的就是对政府的暴力,政府的滥用权力,其次才是民间的非理性。但是中国全反过来,全是在 政府多荒唐、多霸道时,他不管。他天天在讲对民间的非理性和暴力倾向的这种忧郁和顾虑,以至于还杜造出一个「和平渐進」转型的「乌托邦」神话。这里最大的 一点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对大规模政治风潮的那种反感,一种惧怕!

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转型」不伴随大规模的政治风潮!他们不说英 国道路那些内战。我们就说那几次内战,第一个国王头是被砍了,而那个「光荣革命」是国 王跑了,不跑可能照砍他的脑袋,因为他是有通敌罪嫌疑啊,他要不跑呀,照砍他的脑袋。后来英国人在国内最讲道理的那个时候呢,他们在海外打遍了全世界,他 讲道理的前提是,你讲理我讲理,你不讲理我马上就打,只要你回头来讲理我就再跟你讲理,你看「鸦片战争」就是这样,我先跟你讲理,你不讲理,我就打,打完 之后你愿意讲理我就谈一会。当然那个时候中国还不会用这些讲理的机会,其实这个赔款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你是可以在英国起诉它这个政府的。我们后来在「八 国联军」时,就是这么正式起诉了美国了,然后吐出了一些钱,就搞「庚子赔款」。吐一笔钱,资助了我们去搞那个留学生计划,后来我们就在这计划中培养出了人 才。据说,两弹一艇的人才都与这个计划有关。

我想讲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看,绝不是八十年代的知识份子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性, 其实是现在的中国的精英,普遍的相信一种和平「转型」的「乌托邦」 神话,没有一个国家「转型」是像他们这样想象的,像一个社会整齐的迈着步伐,通过精心设计的路,统治者有一个什么善意,然后「转型」。不是的!所有的「转 型」,你看研究「转型」的书,你看那些「转型」的故事,即使卡洛斯国王在西班牙发动的「转型」,国王发动的「转型」,它都是伴随着大规模政府风潮的。

这 里面还有两个「盲点」,第一个「盲点」就是对于中囯共产党在一九八九年之后,重建了这一套全能主义的控制机制在中国现实中,估计不足。真的按政体划分的 话,中国现在的控制机制绝不亚于希特勒时期,那就还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不都是共产党把经济都公有化了,最早的极权主义也是「私有制」,承认「私有制」的 基础上,只是说不允许政治上挑战统治者。还有一个盲点就是好像中国有个「公民社会」,我讲「公民社会」在西方世界的基本概念是人民可以自由地结社,中国就 没有什么「结社权」,就不允许在共产党之外産生一个有组织的力量,怎么可能有什么「公民社会」呢?最早西方给公民社会概念作评论,就说东欧的知识份子拿它 来说事,是来给自己做个逃避场所,一方面保持自己良心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没有能力去挑战那个极权的时候,给自己搞一个「藏身所」,良心上搞一个「藏身 所」。还有盲点就是执政者的什么理性,还有在绝对主义的共产党统治下讲宪政,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胡说八道,从原来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别的国家借的一些概念, 然后就修理和压榨现实,找出一些现象,证明自己说的对,有的甚至到外国基金会拿一些钱,按照这种概念跟国外学者做一些合作,我们在国外做学问都是知道这些 学者的,西方这些学者为了发展自己的职业地位,非常的短视。

最后我想讲,如果中国真的想要走上一条正常的发展道路的话,必须要回归常 识。这个还不是王天成先 生所说的勇气,回归八十年代的勇气其实是回归常识,「英国革命」也罢丶「美国革命」也罢,都是在常识基础上展开的,那么在这个常识的基础上呢,我们不能回 避这个中国的改革。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比较好的路和改良的路就是,在一个公共事件出来之后,形成一种「公共危机」,人们认为这种「公共危机」是因为政府 制度的问题,然后爆发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在这个政治风潮撕裂了上层时,上层中开明的主张改革的,至少还有像赵紫阳那样不愿意用开枪方式把自己变成「千古罪 人」,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能够站出来和民间力量结合,这样我们就能走向第三波民主化和平主义的改革道路,这叫和平开放「转型」,没有政治风潮就没有「转 型」,别在那胡扯什么跟统治者上个奏摺,在那儿秘密召见,就可以搞什么改革。那种奏摺导致的改革,彼得大帝也罢丶什么日本明治维新也罢丶德国也罢,都不是 现实主义的思路,成功了也最后都是回归法西斯。

再一个就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如果中国的精英执意拒绝这条路的话,那就是革命和暴力。现在中国底层全社会暴力泛滥,其实我觉得,这正表明老百姓对维权哪、对渐進等等这些玩法已经不耐烦了,而现在这个框架也确实没办法消化中国存在的问题和解除他们的痛苦。

好了,我的时间到了,就到这儿。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 者简介】 王军涛,北京人。17岁时,就因参加1976年的“四五运动”入狱。出狱后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原子核子物理专业。1979年主办《北京之春》杂 志,担任副主编。1980年策划和推动首都高校学生竞选活动,并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获得北大选区第二名。八十年代中期参与创办民办独立思想智库 -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1989年因召集各民间团体组成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而被通缉。1991年被以 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3年。1994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直接要求下,从关押地点直接送往美国。1997年获得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公 共管理硕士。同年進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后获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宪政协進会理事长、中国司法观察顾问和“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联络人。

新唐人
http://www.ntdtv.com/xtr/gb/2008/11/16/a222575.html

陈奎德: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

毛泽东:应否与希、斯并列?

中国在1958——1962年发生的大饥荒,其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在海内外众多人士多年的努力下,特别是最近杨继绳先生的大作《墓碑》发表后,各方估算的 差距正在缩小。其上限是四千万,下限是三千万,大体上已获得基本共识。这一骇人听闻的大饥荒并非源于自然灾害或前苏联逼债,也为各界所承认。但是,对于这 起惨绝人寰的灾祸,毛泽东个人应当承担多大责任,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注意到,海内外有部分学者,仍不愿把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譬如,美 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教授MauriceMeisner,(马思乐)就认为:

“……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1)

这里涉及两个重要问题,需要分别澄清:

第一,对政治人物而言,“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孰轻孰重?

第二,毛泽东是否没有实施“故意制造的屠杀”?

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

第一点,对政治人物的评判,由于其行为关乎公众的利益乃至生命,故有其更严的特殊的伦理标准,上世纪以来大多数人士几乎对此不抱异议。这通常是指马克斯。 韦伯(M.Weber,1864-1920)所说的政治人物的“责任伦理”(ethicofresponsibility)。其精髓在于,掌握政治权力者 除了承担一般的公民义务之外,还需承担更多的由权力引出的责任,且这种责任与权力的递增成正比:权力越大,责任越重。

简言之,判断政治人物的伦理准则,首要是“责任伦理”。

与之对照,传统的“意图伦理”(亦译信念伦理,ethicofconviction),则强调个体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动者的信念及其意图,强调只要动机是美好的,意图是正确的,目标是正义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并且,拒绝对后果负责。

对一个典型的政治人物毛泽东,马思乐据以(减轻或)豁免其罪行的伦理准则,基本上属于“意图伦理”。我必须说,这是“伦理标准的误置”。作为一个以政治为 志业的人,必须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本着对后果负责的态度行动,以履行“天职”的责任心去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至于其主观意图,则是第二位 的。试想,在毛的那个变幻莫测的头脑里的意图究竟是A还是B,对于因他的政策而饿死的三千多万中国民众,难道有什么区别

只有毛的政策是相关因素,其意图则是非相关因素(irrelevant)。

无意后果还是蓄意屠杀?

第二,让我们姑且退一步,即使我们假设,在旁观者(非饿死者)的伦理直觉中,“故意制造的大屠杀”与“偶然失手未曾预料的”政策后果导致的大规模死亡,在道德上有所差别,我们仍然要追问:毛泽东是否真的没有实施过“故意制造的屠杀”?

在这里,需要分两个层面来考察:

其一为,在那场人为大饥荒中,有没有由毛“故意制造的死亡”?

其二为,在毛统治中国的全时段,有没有由毛“故意制造的屠杀”?

毛的蓄意屠杀史

我们先考察第二点:故意屠杀的问题。实际上,在毛统治时期,他曾多次在党国重大会议上,肆无忌惮地大谈“杀人”经,杀了多少,杀与不杀……从历次运动杀人策略谈到原子大战死一半无所谓。暴戾乖张,杀气重重。

这里必须强调的一个基本点是,在毛统治时期由毛政权实施的屠杀之背景,既非战争状态,也非源于自己生命或政权存亡受到威胁,而是在承平时期的大批杀戮。屠 杀对象均为非武装的驯服平民。如,前政府的中低级官员、地主、富农、思想异己分子等等。特别是上世纪中叶发生在湖南道县和广西等地对地富家庭老弱妇孺满门 屠杀,令人髪指。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中共建政之初的“镇反”运动,是彰显毛泽东屠杀手段最突出的运动。在他亲自策划和指挥下,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滥杀倾向。在毛心中,是没有存在丝 毫“法治”观念的。譬如,“镇反运动”从1950年3月就开始了,但是直到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就是 说,杀戮在先,杀戮的规定在后。到1951年2月21日,也就是在镇反运动已经开始将近一年以后,在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已经人头落地以后,中国政务院(国 务院)才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告诉民众谁是“反革命”。(2)

北大杨奎松教授在《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一文描述了毛泽东如何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在“镇反”中“毛泽东的‘大杀几批’,……为了使 各地主要负责人切实了解他的想法,同时进一步督促和鼓动各地抓紧这千载一时之机,他不得不开始分别给各地具体下达处决人犯的指标了。……1月21日,他在 给上海市委的电报当中,明确告诉后者:”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 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1月22日,他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 人称:”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届时看情况再定下一步的镇压计划。1月29日,见到公安部对中南 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逮捕19823人,在省级机关内亦逮捕160人,担心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的恐慌与思想波动的报告时,他亦明确告诫 公安部称:”湖北做得很对,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报告,两个月已捕500多人,并处决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 “,但”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对此却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3)

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方数字差异很大,而且多数实际仍旧达不到毛泽东的要求。

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了。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4)

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较为顺利,毛泽东“镇反”的胆气大了起来。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 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 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5)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6)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在镇反运动中,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7)。

而到1958年,毛的这一作派变本加厉了。当赫鲁晓夫在毛恐吓下同意军援中共,毛勒索苏联成功后,立即停止炮轰金门,并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他为中国能单独 与美国打核战感到很高兴。他说,“为了我们最后的胜利,为了完全消灭帝国主义,我国人民愿意承受美国的首次核打击。这不过是死一大堆人罢了。”

毛的确有敢于叫中国人去死的宏伟气魄,他对中国人生命的冷漠令人惊诧莫名。而且,在事实上,通过镇反等各次运动,他确实亲自下令杀死了无数前政府官员和平民。

诸案种种,已不难看出,在毛统治中国的全时段,毛泽东个人的确是在非常具体地指挥一场场的屠杀,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杀人比例到具体数位。上述中国 民众所以被屠杀的唯一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毛政权意识形态的昔日对手,或原政府的中低层人员。用毛的话来说,即,反动分子、反革命、地富分子等等,甚至, 根本无须这些身份,就可杀死“一大堆”平民。而毛,铁板钉钉,正是一场场“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在那场大饥荒前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证 据,坐实了毛作为的“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罪魁祸首的身份。有鉴于此,即使是撇开大饥荒这一亘古未有之大罪,把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另外两名刽子手希特 勒与斯大林并列,也是实至名归,毫无逊色的。

大饥荒中故意制造的死亡

回溯到第一点,我们来考察,就在那场人为大饥荒中,有没有由毛“故意制造的死亡”?

从目前已公开的资料看,在1958年初至8月,毛似乎并不知道饥饿已经开始。因为当年夏天他确实有着名的一问:粮食多了怎么办?1958年8月4日,毛公 开指示说:“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8)接着,他去了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报告说,今年全县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毛泽东高兴地 睁大眼睛:“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他把这一“幸福的梦呓”投射到全国。于是,高征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 公共食堂………一系列稀奇古怪之物,纷纷出笼。

但是,这种县委书记的拍马浮夸带来的泡沫式亢奋没有持续多久,毛的情报系统很快发挥了作用,饥饿的端倪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而毛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九 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儿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 ”(9)毛已经意识到大的荒谬政策的后果了——饥饿乃至死亡。三天之后,他谈到了“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 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 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要撤,头也成问题。 ”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10)

话虽这样说,毛毕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些心虚了,因而准备在庐山会议上不着痕迹地“纠偏”、反左,从而把经济政策悄悄地扳回正常轨道。然而,彭德怀出 现了。彭的《意见书》虽然委婉却认真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1959年7月16日毛泽东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给会议。当时在庐山的中共高干,。基本赞 成彭德怀《意见书》的占多数。这就极深地刺激并惹怒了毛。在他看来,这是对其权威的挑战,也就是对其权力的威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 怀的《意见书》突然袭击,发动猛烈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 民打游击,造反。在他的帝王式的要挟下,庐山会议就此转向反右,而彭德怀的《意见书》则是其“导火索”。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是要表明他对“正确性”的垄 断权,任何人不容置喙。为了自己的权威与权力,他坚持恢复祸国殃民的政策,哪管饥民相食,饿殍遍野。

据毛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一九五九年十月,各地饿死人的絶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一九六0年二月,国务院中共中央派到河南信阳的调查组就已发现,该地饿死的人高达百万。

对大量饿死人现象,毛泽东的反应是硬着头皮顶住,然后指鹿为马,竟敢于谎称饥荒的原因是:“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1)

毛在1960年3月,中国饿死人最严重的时刻,他在杭州会议上还要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在那怨声 载道的岁月,毛对自己的名声极其敏感,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档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 泽东同志的着作"。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他采取进攻姿态,大讲阶级斗争,居然正式把饿死大批同胞的大饥荒最后正式归 结为子虚乌有的“地主阶级复辟”,(12)而广大的地主们,此时正奄奄一息坐以待毙呢。很显然,在毛泽东明明清楚已经饿死人的情势下,他的“硬着头皮顶住 ”和“指鹿为马”,就是故意制造死亡。

同时,正如贝克先生在其《饿鬼》一书中指出的:就是在饥饿高峰的“一九六0年,中国当局相继邀请一些国际”友好人士“访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女记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中国政府精心照顾下周游全国。他们访华后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发生饥荒,没有人饿死。。。。。。。“贝 克说:”中国政府严峻而轻蔑地拒絶了一切援助,甚至也拒絶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 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这正是毛的旨意。在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之际,毛竟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中国人不缺粮食,吃得好”(这篇 谈话已经解密)(13)。毛竟然如此封锁信息以谎言杜绝国外以粮食援助濒临绝境的饥民,无以名之,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是不折不扣的“故意制造死亡”。

因此,就连马思乐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毛个人的政治考虑,最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生命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 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 承担主要责任。”(14)

尤为触目惊心的,是毛及其政治体系对那些奄奄一息的农民的残忍。历史上,有让人饿死的,但还没听说过不准逃荒逃难逃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来了。毛泽 东当年的公社干部,实际上是他的狱卒,他们遵循毛的政策,把农民死死封锁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 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饿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 口人。”(15)这种残酷,难道不能与卡廷事件中斯大林杀波兰军人相媲美?

斯大林杀人也不过如此。他杀死了大批白俄以及苏联的高级军官和干部,毛泽东同样杀死了大量国民党军人和共产党干部。这两种屠杀之罪无分轩轾。而最为世人切 齿痛恨斯大林杀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与毛泽东明知饿殍盈野,仍铁石心肠坚持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暴政,坚不开仓济民,坚不允许逃荒要饭之赐死,二者的 残忍也是相当的。

况且,毛还并未有过像斯大林那样领导全国性反法西斯战争的功绩。

仔细审阅毛的着作及其讲话,笔者愈益确定地意识到,“大饥荒”实际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脔。饿死如此空前数量的国人,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悲剧, 毛居然只字不提。他从未公开谈及“大饥荒”的死人问题,其内心之恐惧,忌讳之森严,可见一斑。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一九九八年发表文章,谈到其父刘少奇六二 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当时无言以对。但是他记住了刘的这句话。为这句话,毛就认定,刘少奇必须 下台,必须去死。果然,血的代价,几年后就付出了。

毛,以自己的狂想,害死三千多万中国人,已经罪不可恕;但他因为要掩饰这一罪行,巩固权力,又蓄意延长了该罪恶政策以及饥荒的时间,如此,又故意屠杀了更 多的中国人。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蓄谋杀害了另外一些知道真相并意图追究责任的人,彭德怀案、刘少奇案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例子。而为了掩饰这一罪行, 他又无中生有的号召其党-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而把中国拖入更深的“文革”等大血泊之中。这种杀人灭口的罪孽,这种不惜以千万人身家性命为自己 殉葬的暴君行为,双倍残忍,双倍暴虐!如果这不是故意屠杀,什么才是?如果这还不足称为道德恶棍,何人才是?以毛的环环相扣层层扩展的暴行,比斯大林、希 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三人,暴行昭彰,犯下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群体灭绝罪。因此,使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为二十世纪最大屠夫,铸进史册,是伸张历 史正义,祭奠千万中国亡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必须时刻谨记的千秋大业。

权责相应,功罪同当

最后,想考察一下中共对毛的评价问题。笔者注意到,其中存在一个“赏罚不对称”的问题。

中共论述毛泽东,有一个基本倾向:功劳一人独揽,错误大家分摊。谈及毛泽东对于中共的功劳,北京当局往往不遗余力地歌功颂德、把它几乎全部归功于毛个人的 天才、睿智和高瞻远瞩,决策的成功似乎与中共的其它成员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算在毛的身上。如叶剑英在六十年代曾说过:“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至今还在黑 暗中摸索”,就是典型的中共评估毛的句式。然而谈及毛(对于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虽然很多中共领袖都看到了甚至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但是,他们为维护这 个庞大的集团的根本利益,他们因为害怕承担类似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罪名”,却又往往把毛的罪过平摊,大家有份。譬如,对大饥荒的罪过,邓小平就说过: 三年大饥荒“不能全部算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最起码,我自己也有责任,当时政治局常委中,只有陈云没有表态和举手,而邓小平、周恩来等其它常委们对于毛泽 东是赞同的,如果讲因为大跃进造成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果——死了诸如3000万人的话,帐不能全部算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云云。

中共似乎对于其中逻辑的荒诞熟视无睹。如果前者对(致胜因毛主导),则后者就错(致罪是众人责);反之,如果前者错,则后者才可能对。事实上,一个政治领 袖对他的党,乃至他掌控的国家政权而言,正如权力与责任必须相应一样,功劳与罪过也是对称的。如果说,在毛掌控中共的时期,他对中共的正面的业绩在多大程 度上归于他,则所犯下的罪过,也在同等程度上应当归于他。简言之,“权责相应,功罪同当”,这是一个普遍的伦理原则。中共对于毛泽东,不能机会主义的加以 粉饰,而无视其对中国人所犯下的滔天罪孽。如此,不仅有失公允,有失正义,而且,还堵死了该党未来脱胎换骨、断尾自新的可能前路。何去何从?这是值得中共 主事者深思的。

注释:

(1)(14)马思乐:《毛泽东与大饥荒》,MauriceMeisner,Mao'sChinaandAfter:AHistoryofThePeople'sRepublic,3rdEd.,TheFreePress,1999,pp.236-238
(2)(4)(5)(6)美国之音记者李肃2007年11月4日华盛顿报导
(3)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
(7)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p.285
(8)同上p.374,
(9)同上p.375
(10)同上pp.383-384
(11)(12)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13)《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贾斯柏。贝克着,姜和平译,纽约明镜出版社,2005
(15)《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p.380

(本文是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北京之春首发)


2008年11月18日星期二

探索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悲剧:大饥荒-- 记《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王屏)




宋永毅在发言,右为文贯中、陈意新



杨继绳在发言



发言者为丁抒

10月16-19日,美国西东大学(SetonHallUniversity),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将在在新泽西和纽约合作召开了一个 题名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对上述中国当代史上这两大相隔久远但有密切相 关的历史事件——大跃进和改革开放——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这次研讨会有近60名学者参加。其中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他们中有近年来揭露大跃进-大饥荒真 相的着名学者,还有中国大陆自由派学者的领军人物,如杨继绳、姚监复、李若建、余习广、王东渝、胡杰、秦晖、刘军宁、崔卫平、卢跃刚、王天成等十余人。出 席会议的北美学者有吴国光、丁抒、文贯中、宋永毅、陈意新、金和辉、张跃宏、李明珠、严家其、程晓农、何清涟、陈奎德、胡平、夏明、郭建、王军涛、王丹、 谢选骏、何晓清等近四十人。

会议的第一个主题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它导致了近四千万的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对比二十世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直接 死亡人数(大约分别为一千万和三千万),这场在和平时期完全由政治运动导致的大规模的"人祸",确实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悲剧。承办这场研讨会的美国西东 大学校长罗伯特‧西任教士和商学院院长凯琳‧鲍罗芙博士都表示:尽管他们都不是中国研究专家,但这么大的人道悲剧全人类都有职责吸取历史教训。为此,西东 大学坚决支持这一国际研讨会。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他们都向与会代表致以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探索20世纪最大悲剧的第一个国际研讨会

虽然中共的执政者对大跃进/大饥荒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持否定态度,但是他们从来不鼓励学者认真地研究这一历史的悲剧。为此,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讲 座教授,二十一世纪基金会董事长林培瑞博士在他的欢迎词中指出:"我一直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相比之下,把大跃进看得不够重要。仅以 非正常死亡率来衡量,大跃进--大饥荒中死去的无辜的中国老百姓的总数要比文革死去的总数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话,这个比率自然还更 大。但谴责大跃进的文字也一样多二十倍吗?很可惜不是。……我们在反省的时候,这恐怕也是一个应该反省的问题。"他的批评是中肯的。会议作为全世界历史上 的第一个以大跃进/大饥荒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也正是这样一种反省的结果。

今年以来,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现《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在香港出版了有关大饥荒研究的上下两册的专着《墓碑—中国 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这部他潜心调查写作20年的一百一十万字的巨作不仅引用了大量被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和他对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的独家采访,更对四川、 安徽、甘肃等十一个重灾区作了慎密的描述和研究。这一着作已经被学界不少知名学者认为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 的巨着。"

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五十年后再看大跃进/大饥荒",第一个演讲者就是杨继绳。他的论文以<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为题,算出了 1958-1962年间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分别为3600万人和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损失人口大约7600万。第二位演讲者美国明 尼苏达若曼学院丁抒教授,他早在1991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一本中文专着《人祸:大跃进和大饥荒》。这次他的论文题为<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 数的下限>。他通过"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计算出全国在大饥荒期间(1958-1962)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 3500万。值得一提的是:杨、丁两位都是文革中的清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他们最后都弃工从文,以科学家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来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敏感课 题,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为此,这一小组的主持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指出:"恐怕后人会看到:清华大学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不是出了 胡锦涛,而是出了杨继绳和丁抒!"这一评语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大饥荒发生的直接原因

毫无疑问,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有多种原因,如政治上的专制、领袖人物的野心和经济上的极端浮夸。如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如果中国当时 实行民主制度,这样规模的饥荒是不可能的。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教授在他的论文<再论公社食堂在大饥荒中的谋杀性角色:没有退出自由的强制性大锅 饭>中指出:"森的民主制度可以认为是在当代避免饥荒的充要条件。但是如果停留在政治制度的层次上,我们还是不能回答以下问题。1950年代到 1960年代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专制国家。为什么这些专制国家并没有都发生饥荒呢?"他认为:"公社食堂在大饥荒中的扮演了谋杀性的角 色。首先,它所实行的所谓吃饭不要钱诱使农民过多,过快地消耗了粮食,使本来应该能够使农民支撑到1959年年中夏粮下来的时候的粮食,早在1958年的 冬天,或在1959年的早春就消耗殆尽,从而触发饥荒。同时,在当年中国农村的生产水平上,所谓农业收入,主要就是能够满足生存的口粮。公社食堂控制了农 民的口粮,其实也就控制了农民最主要的收入。"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余习广先生认为:庐山会议以后的反瞒产是导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在1959年大减产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各级干部或为了邀功请赏,或是怕 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昧着良心说实现了"更大跃进"。报高产引起高征购和残酷的"反瞒产",结果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

普遍的浮夸和狂热的造假,毫无疑问是大饥荒的重要中介。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论文题为<恐惧和造假:从"肃反大跃进"到高产"辩论 会">。他从1958年的肃反大跃进、强过1957年的政治运动密度、是中共党史上抓'反党集团'最多的一年等几个方面说明正是这一系列的政治运 动,才制造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和造假"。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的演讲也是同一课题。他的论文<趋利避害: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研 究>从高指标、高压出发,论文分析了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基础,指出造假成为官场的一种游戏规则,趋利避害是官员的正常行为。论文分析了几类 造假动机和几种官员的造假,最后指出指标考核弊病的危害。

纽约州立大学巴法罗分校的张跃宏教授提出了"毛泽东究竟喜不喜欢下面的官员造假?"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与会的不少学者认为:1)毛对此取得是完全的实用 主义态度,他只看造假是否有利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地位;2)他历来宁左勿右,好大喜功;3)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真话,还提出讲真话会"吃小亏"和" 占大便宜"的伦理,得罪了毛。结果刘的"亏"实在吃得太大了:他在文革中招来杀身之祸,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极具讽刺意义的个人命运,进一步从反面 揭示了在中共体制的实际价值取向:说谎造假永远有利可图,而讲真话则一定会付出极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制造大饥荒的祸首

对于大饥荒中毛泽东的责任,美国普林斯顿学社的陈奎德博士的论文<问责:三年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首先从"责任伦理"和"意图伦理"的区分中 进行分析。他认为:判断政治人物的伦理标准,首要的是"责任伦理"。陈奎德还力举史实指出:大饥荒不是毛泽东错误政策的"无意后果"而是"故意制造的死 亡"。对这一课题,海外大饥荒网站(www.chinafamine.net)的主办人金和辉博士在他的论文<力倡与小纠: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政策 认知和选择>里作了较为仔细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对大跃进政策及其后果的认知,大体上经过了相互关联三个阶段。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 11月,这是'力倡'阶段,他通过大力倡导浮夸风、共产风等等,大搞群众运动,调动热情,排除反对,认为可以借此创造赶英超美的经济奇迹。从1958年 11月到1959年6月庐山会议前期,属于'纠正和检查'阶段,他对前段时间狂热政策小作调整,整顿组织,展开核算,自以为可以借此发现真实的跃进成果, 并且加以巩固。第三阶段是庐山会议冲突之后,他自觉已无退路,既要维护大跃进政策的正确性不容怀疑,同时又不得不对灾难性的现实后果做出让步,于是他采取 了自欺欺人的认知策略,一面做现实退却,一面用谎言来维护自己和党的权威。"

来自四川的着名作家、记者王东渝先生的论文题为<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荒的特殊成因>。他指出:四川省中国大饥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死亡人 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约占全国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之所以导致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建国伊始到大跃进期 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是毛的亲信,全力效忠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 行极左的政策;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性命为代价。四川因此成为大跃进的重灾区。

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大饥荒

美国斯瓦斯莫学院历史系教授李明珠是英文学界研究中国饥荒史的专家,她的英文论文<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分析大饥荒>指出:在明清两代,中国的 皇帝视自己为百姓的父母,对赈灾和荒政无不尽心尽力。仅清朝,皇帝们因为自然灾荒而发的"罪己诏"就达300多次。1959-1961年的大饥荒完全是" 人祸"导致,但是毛泽东及中共得执政者从不发"罪己诏",比封建皇帝大为不如。她进一步对比了中国的大饥荒和前苏联在乌克兰的大饥荒,指出:数百万乃至数 千万人的饿死毕竟是专制政权的错误政策所致,还因为饥荒发生后他们都刻意"保密",宁可饿死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要保密。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的陈意新教授则对大跃进/大饥荒中安徽和江西的非正常死亡情况最了微观的比较。这两个省的地域人口相似,但前者死了633万人, 而后者只死了18万人。他提出的问题是: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省际之间的死亡率为什么会有巨大差距?他的研究表明: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作为毛的亲信,在安 徽建立了"专制型领导权",他缺乏地方联系;他的政治激进主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而江西的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等人非但建立了一个"合作型的领导权", 还通过"紧密的地方联系"及时了解了底层的实情,进行了救灾。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研究员任不寐先生的发言<大饥荒与当代灾民理性>从哲学的角度对大饥荒的后果进行了一些思辨,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大 饥荒在当代获得了新的特征,即"掌权者的个人责任,使灾变彻底拥有了'人祸'的品质"。而饥荒发生以后,又有了更新的特征:"在古代,饥荒之后是荒政,而 在当代,灾难之后是恩政——权力在灾民那里的所有恩人秀的表演成文重申政治合法性的良机——恩人当执政。"

会议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所有这些有意义的思考和问题,都将伴随着这第一个关于中国大跃进/大饥荒的国际研讨会的结束而开始更深入地研究下去。
(原载《动向》杂志2008年11月号)

2008年11月9日星期日

曾慧燕:楊繼繩,為3600萬餓殍立墓碑

(http://www.worldjournal.com/weekly92_disp.php?nt_seq_id=1799574&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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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為3600萬餓死的亡靈樹碑立言,新著《墓碑》面世後好評如潮。(曾慧燕/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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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歷史教訓與未來挑戰國際研討會」10月17至19日在紐約法拉盛舉行,探討大饑荒餓死3600萬人的真相。圖為楊繼繩(站立者)在會上發言。(曾慧燕/攝影)

餓死3600萬人是什麼樣的概念?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450枚原子彈,相當於發生150次唐山大地震。第1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1000多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今 年是中國「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發生在半世紀前的「大躍進」運動導致的3年大饑荒,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 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個鮮活的生命死於人為的饑餓,出現大規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饑荒過去50年了,這段歷史始終含糊不清,幾千萬亡靈 魂歸無所。

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 書公司),此書長達80萬字,分上下兩冊,堪稱是血淚交加、資料翔實的長篇調查報告,也是一幅真實記載大饑荒的全景圖,詳細記述了1960年代大饑荒餓死 3600萬人的史實,並著重介紹其中12個省餓死人的情況。

請看書中記載的一段文字;「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 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 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 睛。……」

「信陽五里店村一個14、15歲的小女孩,將4、5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

饑餓比死亡更恐怖

此 書是作者逐一實地考察、走訪大量當事人,包括當年各級幹部、饑荒倖存者及見證人,並詳細閱讀檔案資料寫成。對沒有實地考察的其他省分,他則透過各種渠道查 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公開或未公開的各級檔案、會議紀錄、談話紀錄及各種地方誌、縣誌,也參閱了許多專著、統計資料等。他窮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萬字的 資料,寫成《墓碑》一書,填補了歷史空白。書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資料,都詳細註明來源、出處,有些還配有照片。

這是一本承載了許多倖存者集體記憶之書,亦是紀念3600多萬餓死亡靈的墓誌銘。

1999 年秋,楊繼繩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瞭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他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他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 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楊繼繩感嘆:「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o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他在書中描述,死亡前的饑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骨肉親情是楊繼繩寫作《墓碑》的動機之一。他的父親是一位善良、正直的農民,1959年死於饑餓,事隔半世紀,父親臨死時的慘狀、家鄉慘不忍睹的情況仍歷歷在目。

楊 繼繩說,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改為《墓碑》。他指出書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 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這本書寫到一半時,楊繼繩在體檢時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 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後來有幸在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 了自己的一個墓碑」。

因此,楊繼繩決心為歷史作見證,記錄這一曠世災難,以警後世。他強調,把真相公諸於眾,不是為了喚起仇恨,而是 希望今後不再出現這樣的悲劇。大饑荒始終是巨大的歷史包袱,遲早要卸掉,並要從中汲取教訓。他深刻指出,大饑荒的成因及結果,間接引發了另一場浩劫──文 化大革命。

字字血淚 不忍卒讀

美國西東大學、21世紀中國基金會和中華學人聯誼會10月17日至19日在紐約聯合 舉辦「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加拿大及全美各地40多名學者與會,旨 在探討中國當代史上大躍進和改革開放這兩大歷史事件的意義及影響。《墓碑》作者楊繼繩也是與會者之一,這次應邀訪美,在會上發表「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 失」調查報告,並接受《世界周刊》專訪。

「叫墓碑,太沉重」!《墓碑》確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書,不少人在閱讀此書時,難以忍受錐心 之痛,幾番掩卷,不忍卒讀。知名作家倪匡形容,「讀《墓碑》,感覺每一個字,都有30個魂縈繞在旁,深深體會什麼叫『令人髮指』的感覺。」他並形容《墓 碑》文字的震撼力,有「字字血淚」之說。

楊繼繩在「墓碑」前言部分,詳述了他父親悲慘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楊繼繩在湖北浠水第一中學讀高中,他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匆匆趕到學校通知他… …

墨L:「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他:「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裡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楊 繼繩當即向老師請假並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他的口糧──3斤大米,然後趕回他下灣的家。「走到灣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 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乾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乾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 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待在家裡出不來。灣裡一片死寂」。

他走進家門,發現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裡連水也沒有。「餓 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 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 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變成這個樣子,楊繼繩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他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然而父親已經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後與世長辭。

埋 葬了父親,他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 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 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 期。」

楊繼繩說,那時,他沒有懷疑過共產黨和政府,所有被灌輸的東西都全盤接受。「1957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 為壞。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裡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 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1959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 …

e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楊繼繩說他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整個社 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他不敢懷疑。「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 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1960年他考入北京清華大 學,大學期間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使他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到12月,他和幾名同 班同學一起到20多個城市「串聯」,各地大字報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 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 在3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楊繼繩在清華大學拖拉機製造專業畢業後,分配到新 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他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及許多與生活。「作為 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 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楊繼繩說:「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 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饑餓而死…… 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還原歷史 追求真實

一 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他更加追求真實。他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採訪新聞中 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裡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 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導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矇騙的更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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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擺脫矇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楊繼繩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他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他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

當 他得知,父親因大饑荒餓死的年分,中國並沒有什麼天災,是一些正常的年分,雖談不上豐收也談不上災害。當他得知,河南省發生人吃人的慘劇時,信陽100萬 人死於饑餓時,河南至少有25億斤糧食庫存,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億斤糧食庫存,僅動用這兩省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明知道大面積餓死人,毛澤東還大幅 增加當年全國徵糧庫存額度,他的憤怒無以復加。大饑荒完全是人禍,原因是謊言,加上人民公社對人身控制、計畫經濟的荒謬以及極權政權的殘酷。

當一個人從當年迷信的謊言中醒來時,首先是憤怒,然後陷入對歷史真相的沉思。楊繼繩說,發生在他家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在 新華社的第1個10年,他跟潮流寫了許多稿子,以上人民日報頭版為榮,有一年曾在人民日報發了14個頭版頭條。現在回顧,楊繼繩說90%的稿子都應當燒 掉。第1個10年,他只有兩篇稿子是憑良知寫的:一篇是《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經中央批評軍隊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 產率調查》。

第2個10年,楊繼繩盡可能說真話,堅持不說假話,但有時還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3個10年,楊繼繩決心不跟潮流,只寫自己想說的真話。「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這是他的追求。

他說:「在權力面前說真話。」「一無所求,二無所懼,就能自立於天地之間。」

父親墓碑 立在心中

楊繼繩有感於大饑荒已經過去50年,在中國國內還沒有一本記述這個歷史事件的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

面 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帳, 「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

從 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楊繼繩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他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 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他「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 持續3、4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1980年代,楊繼繩家鄉興起為先人修建墓碑… …

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更氣派。親戚朋友也勸他為父親修建個墓碑。
楊 繼繩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1959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 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 在心裡;立在心裡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接著,他花了10年功夫,調查大饑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報導為幌 子,要求地方黨委開放大饑荒的檔案,抄寫資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況,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寫作,終於完成《墓碑》。「這本 書也算是幾千萬饑餓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饑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他在心中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他 認為,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 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分(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 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 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他強調,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 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 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 暗和罪惡。」

內情驚人 力透紙背

《墓碑》面世時間不長,引起海內外讀者極大關注,佳評如潮。中國大陸自由作家、歷史學者丁東說:「這是一部力透紙背的信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指出,雖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種有關大饑荒的書籍,但「就資料的全面和翔實,內情披露的驚人… …

憭H,論證的理性和嚴密,以及結論的權威可信而言,這本書是前所未有的」。
他 指出,《墓碑》一書全面、真實地記載了全國大饑荒的情況,書中詳載各省饑荒的慘烈實況和剖析饑荒發生原因,有力駁斥官方謊言,並披露大量內幕,例 如,1961年,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匯集後得知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 兩人,周恩來閱後命令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事後周還追問是否銷毀了,在得到肯定答覆後才放心。

徐友漁認為,「這是一部可以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忍尼辛(又譯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雖然,關於中國的古拉格,也有中國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說古拉格是史達林時代的代名詞,那麼,餓死幾千萬人則是毛澤東時代的標誌」。

他 說,楊繼繩曾驚歎索忍尼辛為記錄罪惡而收集證據的專注與堅韌,為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和倖存者未能專心致志還原歷史而歎息。而《墓碑》一書既體現了索 忍尼辛式的良知、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洞察力,還在史料的彙集、分析和內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島》。「當然,可以說楊繼繩的身分和條件優於索忍尼辛, 但一般的規律是,身分和條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顧慮就越大。像楊繼繩這樣出身於體制內而為正義冒險犯難、孤注一擲,雖不是絕無僅有,也只有顧准、李慎之 等少數前例」。

徐友漁指出,在大饑荒年代發生的許多事,今天看來匪夷所思,有些看起來是笑話,但著實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肅定 西地區農村斷糧,地委書記卻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在搜刮糧食的過程中,通渭縣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當時的 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

1960年冬,河北省委決定農民口糧為每天4兩(舊制,相當於現在的2兩半),省委負責人說:吃4兩的是馬列主義,超過4兩的是非馬列主義。隨後,省委提出「吃4兩,曬太陽」的口號。徐友漁說,人不能進行光合作用,曬太陽怎能頂得上吃糧食?

千村薜荔 萬戶蕭疏

提到中國的大饑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陽,這是中國大饑荒餓死人最多的地方。

當時在四川、河南 、甘肅、安徽省不少地方,包括信陽、通渭、鳳陽、亳州、羅定、無為、館陶及濟寧等,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在1958年6月《送瘟神》裡的詩句:「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 …

《墓碑》詳細記錄了以信陽地區為重點,下至縣、鄉、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況,比對、分析了各種資料和方法之後,得出結論說,河南餓死人至少為300萬,信陽一個地區餓死人100萬,占該地區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 肅總人口只有1300萬,全省餓死人數在100萬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縣,將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當時被派遣去解決「通 渭問題」的一個幹部回憶說,他們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沒有力氣或顧不上埋葬死人,他們不怕死人怕活人,因為活人想吃 人。

四川歷來號稱「天府之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但在大饑荒年間死人最多,達到1000萬至1200萬,之所以難於準確估計數字,是因為四川省委在當時就從政治上控制人口統計工作,命令上報死亡數字多的地區「重新調查」。

四川是全國饑餓時間最長的省分,因其最高領導人李井泉善於揣摩毛澤東的心意,對於極左躍進的做法堅持不降溫,並大量外調糧食,以證明政策正確,形勢大好,他以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安 徽鳳陽以農民逃荒要飯聞名,這個不到40萬人的縣,3年大饑荒餓死9萬人,將近四分之一。饑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鳳陽縣委1958年上 報指標8億斤,實收1億6000斤,國家強力徵購占43%,造成農民缺糧斷炊,1959年產量為1億8000斤,上報為4億斤。安徽全省餓死的人在500 萬到600萬之間,超過總人口的15%。在安徽亳縣,由於吃人肉的情況不斷發生,出現了人肉市場交易,農民擺攤設點或流動串鄉賣人肉。

3年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是一個人們一直關心,引起激烈爭論和眾說紛紜的問題。

在 該書第22章,楊繼繩參照中外多方面資料、比較分析了各種方法後的結論是:在1958年到1962年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另外, 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徐友漁認為,這是一個比較科學、可信的數字。

美 國明尼蘇達諾曼學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國際研討會」上,發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下限》的演講時指 出,1960年前後,整個中國有如一個巨大的冰窖。千千萬萬個村莊,每天都有許多農民在饑餓中死去,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人為的戰禍或天災、瘟疫,都不 曾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奪去那麼多人的生命。

丁抒說,全國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來無需別人開會來討論。可是中 國國家統計局直到現在還用大大低於實際數字的1700萬人「唬弄世人」,以至他們不得不在50年後的今天,用事實「揭破其謬誤」。他引用大量資料,得出 「全國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萬」。在《墓碑》之前,不斷有中外研究者綜合各種材料和資料,估算出餓死的總人數,大致說來,在 2000萬到4000萬之間。而新老左派則攻擊這些資料,稱這些資料偏高,是對毛澤東本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醜化。
徐友漁對此反駁說:「我們可以取最低數的十分之一,質問左派們:難道你們認為,餓死200萬人就天經地義?」

餓 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楊繼繩說,這個數字相當於1954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國飛機向廣 島投下的原子彈炸死7萬1000人;8月9日,美國飛機向長崎投下了另一顆原子彈,炸死80萬人;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24萬人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1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1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1000多萬人,中國1960年1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2次世界大戰。第2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4000萬到5000萬之間。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3、4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內發生。

易子而食 搶吃人肉

中 國古籍記載「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人相食」並非個別現象。在河南信陽的一些鄉鎮,在甘肅通 渭,楊繼繩都聽到當事人講述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他還見到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紀錄全國至 少上千起。這些悲劇,在《墓碑》各章節裡,有詳盡記載。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及官方檔案,都極力回避和掩蓋 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 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公共食堂 大吃大喝

為什麼會發生全國性的大饑荒,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墓碑》一書披露下述原因:

由於大躍進的浮誇,全國各地都搞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1958年宣布糧食總產量為7500億斤,以後統計的數字(還有虛誇)為4000億斤,實際產量基本與上年持平,但徵購數量… …

增加了21%,其結果就是從農民的口糧中硬挖硬擠。
要 完成高徵購指標,農民必須把口糧、飼料、種子搭進去,在完不成徵購任務時,上級部門認為農民在搞瞞產私分。各地普遍用對基層幹部撤職、開鬥爭會、毒打、勞 教、逮捕等方式強迫交糧,被打傷、打死的幹部和農民不計其數。鬥爭會上有這樣的問答:「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大躍進了。」「人民公社優越不?」「優 越。」「那你為什麼不交糧食?」

還有這樣的口號:「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發表文章證明,每畝產量可以達到3萬9000斤,這為反瞞產私分提供了「科學論證」。

「墓 碑」一書以大量事實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 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 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

公 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 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此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 的事實。

楊繼繩說,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 制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須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 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在 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 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 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凌。

在公社化、蔽壑B反「瞞 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牴觸情緒的農民,因饑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饑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 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 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 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 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裡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

中共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在農村以開展「兩條道路鬥爭」的方式大搞「反瞞產私分」運動,用政治壓力、精神折磨和殘酷的暴力,搜刮農民僅餘的口糧和種籽,農民稍有不滿就要挨打,面臨種種刑罰,甚至被活活打死。

喬培華根據中共檔案撰寫的《信陽事件》調查報告,記錄了數十宗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來幾例:

1959年10月15日,熊灣小隊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綑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裡捅進大米、黃豆,一邊捅一邊罵:「要叫你身上長出糧食來!」張被打死後,留下8歲、10歲兩個小孩先後餓死;

1959年10月15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樑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凍,陳家父子7天內先後死亡,家裡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

1959年11月8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樑上,殘酷毒打,6天後死亡。徐一家6口隨後全部餓死;

1959年11月8日,晏灣小隊社員鍾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這裡的大隊幹部讓飯,被看成瞧不起大隊幹部,就被吊在大隊食堂房樑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6天後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富厚因無糧可交,被繩子穿耳,並綑綁吊在樑上用扁擔打、冷水淋,當場死亡。為防止其子陳文勝(17歲)聲張,誣陷他宰殺耕牛,綑綁起來毒打致死……

光山縣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該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 …

委書記處書記李立在1960年11月28日向吳芝圃的報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況,摘抄如下:
光 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災,全社平均畝產172斤,總產1191萬斤,公社黨委報畝產626斤,總產4610萬斤,縣裡分配徵購任務是1200萬 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為了完成徵購任務,他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一點口糧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現象相繼發生。 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伙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破壞,歸結為兩條路線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60、70天內粒 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腳踼、凍、餓外,還採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13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凍餓而死。

廣大群眾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骨肉不得相顧。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遺棄子女,拋屍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饑餓難忍破壞屍體134具(作者註:這裡說的「破壞屍體」就是從屍體上割肉回家吃 )。……

在 正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饑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饑餓的 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萬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饑民走漏消息,在村 口封鎖,不准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他懲罰。

根據毛澤東的喜好和宣導大辦公共食堂,是造成農民餓飯 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書作者根據資料分析認為,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減少一半。大辦公共食堂的過程,就是前兩個 月吃飯不要錢,大吃大喝,然後鬧饑荒的過程,就是強迫農民入伙,統一用糧,沒收鍋碗瓢盆,誰家冒炊煙抓誰,使農民家徒四壁、一無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肚皮」,幹部掌握了讓誰吃飯和不讓誰吃飯的權力,同時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幹部濫用權力使餓得快死的農民雪上加霜,他們派民兵圍、追、堵、截,設卡抓捕,不讓農民逃荒,斷了饑民的最後一條求生之路。

共領導面對自己一手製造的大慘劇,編造出大饑荒是出於「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修正主義逼債」的謊言,把罪責推給老天爺和蘇聯,長期以來,「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成了中國人回顧大饑荒年代的口頭禪。《墓碑》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和有力的批駁。
楊繼繩引證權威的氣象資料和權威的氣象學家的觀點,說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中國地域遼闊,每年發生天災在所難免,但這3年的自然災害並不比其他年分嚴重。

他 進一步指出,歷史資料表明,糧食產量和天災之間並不存在正比相關關係,在大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以巨額資金和物資援助一些國家,其中許多國家的生活水準大大 高於中國。在農民大量餓死的同時,大量糧食被用於出口,1959年與1957年相比糧食減產,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創造糧食出口歷史最高紀錄,這個數量 夠2450萬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農民餓死之際,當局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這一年餓死人最多,而國家尚有幾百億斤糧食庫存。

當毛澤東得知信陽發生餓死人的嚴重事件時,他說事件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竄奪了領導權,是反革命復辟,對勞動人民實行瘋狂的階級報復,解決辦法是實行民主革命補課,這導致對基層幹部大規模的鬥爭、撤職、逮捕。

有 人曾辯解說,毛澤東在3年困難時期也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書引證官方出版物說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譜記載了各式風味的魚蝦共有17種。另一位知情 人說,醫生鑑於豬肉膽固醇高,建議毛不吃豬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間,各地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別墅、賓館豪華程度超過國賓館。

十分人禍 無關天災

前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團團長吳康民高度評價楊繼繩及《墓碑》。說他是一位治學嚴肅、搜集資料豐富,而又思想開放、大膽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繼楊繼繩此前 出版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內容涉及訪問趙紫陽的敏感題材)、《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著作後,「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一大貢獻」。

吳康民指出,楊繼繩的「墓碑」,觸及大規模的「人禍」,揭露了極大的「黑暗面」,書中強調四點,一、中國大饑荒的真相長期不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搪塞民眾,其實完全是十分人禍,沒有天災。

二、一般人們知道河南省當年餓死了300萬,卻不知道中國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國」四川,保守估計為1000萬人。原因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跟毛最緊,四川揭蓋子最晚。大饑荒與反右打壓敢言者有直接因果關係,大饑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別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確紀錄的已達3000多例,其中紀錄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與煮熟的人肉拿到會場批鬥,結果群眾饑餓難忍,一人說:「我也嘗嘗!」眾人蜂擁齊上,批鬥大會變成搶人肉、吃人肉大會。

四、中國大饑荒的影響超過文革,其死亡人數相當於全世界二次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當然也遠遠超過8年抗戰中國死亡人數,大饑荒死亡數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了450顆廣島原子彈。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丁學良稱此書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書」。他說:「我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書評,因為沒有時間。可今天,在回顧中國改革發起30年的時候,我卻要破例寫一次,因為《墓碑》太有價值、太有意義了…。」

丁 學良指出,此書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幾家大報刊即用嚴肅書評予以反應,對它評價極高。他也認為這是他20年來所讀到的研究「大躍進」著述「最全面、最實 證、有最多第一手資料和最多細節的一部傑作」。儘管他一直關注這方面的資料,但這部書「依然讓我吃驚─有些細節我都看不下去,時常要放下來,喘一口氣,因 為裡面的內容太沉重了」。

楊繼繩表示,這本書題材沉重,估計出版後會讓他面對更大的政治壓力和風險,但是追尋真相的使命、反省歷史的責任,讓他「必須給自己一個交代」,也為父輩和那個時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 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 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本報記者/曾慧燕

2008年11月7日星期五

林培瑞:应该反省的问题

-- 在纪念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研讨会上的致辞

去年六月,在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和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南加州分会合作 举办的“纪念‘反右’五十周年的大会”上,原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当年的“右派分子”杜高先生曾经引用了中国作家张抗抗的一句话:“一个不能用今天考察 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今天我们再一次聚会,为的正是负责地利用我们的今天,认真地反思和考察中国的昨天,真挚地希望神州大地上能出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明的明天。

正视和直面过去的痛苦和黑暗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都身处日常生活的惯性之中,对回顾以往的痛苦,人的心理具有各种抗拒和规避的本能。但张抗抗说得对: 正视和直面过去有必要,也能起一种不可缺少的治疗作用。在这方面,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是个有奴隶的社会。甚至到今天为 止,奴隶社会余波引起的各种有关问题还没有彻底地消除。但同时,我们也得承认,美国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不少的进步。有进步的地方是因为通过文学作品,新 闻媒体,公开演讲,法院的裁决等等的渠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能够正视和直面奴隶社会的丑恶,也就能够较快地治愈过去的病态。

二十世纪是个血腥世纪,它的历史上有不少其他的例子,不少要求民族反省的问题。大的例子包括德国,日本,前苏联,南非,中国;中等大小的例子包括亚美尼 亚,智利,柬埔寨,塞尔维亚,卢安达;较小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别的。民族反省的历史记录呢?大的例子里面,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比较漂亮,南非对以 往的种族歧视问题的反省也做得相当好,日本对以往侵略战争的反省在不好不坏之间。可惜中国对共产主义罪恶的反省相比较之下显得最差。毛死以后“伤痕文学” 开了个有希望的头,但在共产党的压力之下,没能深入,只好在表层上停滞。往后,不管是中国的文学,媒体,课本,博物馆,甚至网络都禁止正面考察过去,不允 许深入的反省。中国人只能认同一种畸形的文化定位。

产生这个局面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执政党认为正视和直面自己的过去的历史错误和罪恶会影响自己当前的稳定和自己将来的利益,因此禁止任何公开的研究和讨论。

我们的这次会议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我们的大前提不是任何政党的利益,而是全体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回顾共产党的历史罪恶是有必要的,这不仅因为同一个政党的 后代还在执政,对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和罪恶还坚持不作负责任的反省;还因为认真地反省对中国老百姓的精神面貌的发展也极有必要。有人说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是 个大分水岭,以前以后都绝然不同,可是历史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毛时代的极端“节欲”与现在普遍的“人欲横流”之间没有反弹关系吗?毛时代的“一切为集体” 和现在的“一切为个人”也没有物极必反的关系吗?在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中、极力推崇“卑贱者”和今日的残酷鄙视社会底层的人也没有“矫枉过正”的微妙关系 吗?毛时代的“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跟今日“愤青”的狂热民族主义到底有没有令人深思的牵连?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是”与“否”的问答题,而是需要很 多深度反省和研究的问题。共产党不允许研究这一类的问题,但我们的会议绝对地欢迎和鼓励。

今年是大跃进的开端的五十周年。我一直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相比之下,把大跃进看得不够重要。仅以非正常死亡率来衡量,大跃进--大 饥荒中死去的无辜的中国老百姓的总数要比文革死去的总数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话,这个比率自然还更大。但谴责大跃进的文字也一样多二十 倍吗?很可惜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肯定有很多,但其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跃进—大饥荒中死亡的人绝大多数是文化水平低的农民?他们自己较难发出声 音?知识分子作家是否更愿意写知识分子的悲惨故事,也就是以反右和文革为背景的故事为主,而农民的故事不那么能进入他们的心里去?我们在反省的时候,这恐 怕也是一个应该反省的问题。

我今天向大家道歉。因为在加州大学有无法更动的教学任务,以致我无法来西东大学和纽约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但我由衷地感谢各位不远千里而来的朋友,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朋友。我也非常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和其他为了这一会议的顺利召开作了大量工作的朋友和同事。

祝会议圆满成功!
(原载《争鸣》杂志2008年11月号)



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校长专任讲座教授
The Chancellor’s Chair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董事长
Chairperson of the Board of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2008年11月4日星期二

【图片】大饥荒30年改革30年国际研讨会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负责人宋永毅主持会议



















美国西东大学校长致辞



















左起:西东大学校长、教务长、商学院院长、教授尹尊声



















原新华高级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



















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姚监复



















左起:尹尊声、李若建、于习广、文贯中、Lillian M. Li



















夏明在讨论中发言,前排中坐者为胡杰



















丁抒在讨论中发言



















左起:杨继绳、王丹、宋永毅



















左起:陈奎德、张跃宏、金和辉、王东渝



吴国光




























刘军宁



















陈意新



















宋永毅在发言
























胡平
























朱学渊
























李若建



















任不寐



















左起:杨继绳、文贯中



















左起:金和辉、王东渝、于习广



















会场一角



















左起:秦晖、严家祺、卢跃刚



















严家祺在发言



















崔卫平



















卢跃刚




















王军涛





































与会者在西东大学留影




































部分与会者在美国西东大学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