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改革三十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 「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的「盛世危言」

和在中国大陆被禁止的对大跃进∕大饥荒真相的探索相反，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讨论在那里正热火 朝天。中国的执政者和紧跟他们的知识分子们正在以「盛世论」夸大渲染「改革」的前无古人的辉煌。就在这一时刻，十月十七至十九日，来自中国大陆的十多名着 名学者和北美地区的近四十名学人相聚纽约，借「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型国际研讨会发出了「盛世危言」的警 世之音，对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作出了冷静的分析。

「改革」只是「改错」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姚监复在他的论文《从乌托邦幻梦回归中国土地――对农村改革三十年粗浅反思》中谈到三十年来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他清醒地指 出：「改革前，违反农业生产客观规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掠夺性经营方式破坏农业资源的战略，这样与地奋斗，结果必然是其乐无！穷！违反自然 规律要『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方式，与天奋斗，结果是其乐无！穷！在回顾农村改革三十年成功的重大成就时，应当清醒地看到改革就是改 错，改正前三十年失误后出现的这些光辉的数字，只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伟大长征中的第一步。」

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国大陆公布了十二日於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於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然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在他的发 言中指出：五十年前农民当初是否自愿加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农民加入后，有无退出的自由。文贯中教授认为对中国农民的进退自由的承诺 至今没有真正完整地兑现，因为他们虽然从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中获得自由退出，实行包产到户，但至今仍不允许他们有退出强制性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自由。这个 《决定》重申了所有农地必须是集体所有。他指出：「这就出现了很滑稽的现象。所有的农民被关在Ａ房间，绝对不允许出去，却对他们说，他们在隔壁的Ｂ房间可 以自由进出。这从逻辑上讲是根本不通的。中国农民要想在Ｂ房里自由进出，就必须首先被允许从Ａ房里自由退出。」

在「中国奇迹」的背后

中国启动改革的时候，外界有相当的期许和热望，三十年后人们却发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中国改革事实上早已经逆转、被扭曲和遭到背叛，事实 上也已经成为历史。从微观的角度看，应该承认改革带来的经济开放、市场发展，中共的统治权威由独裁转变为寡头、社会生机空前爆发、非官方生活空间得到了拓 展。但是，如果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并没有触动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相反使中国大陆成了最坏的资本主义与最坏的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 在他的《中国和南非：两个奇迹的比较》的发言中指出：南非在成为民主政权之前，经济上也创造过四十年不衰的「奇迹」。和中国相似，南非的奇迹倚靠的也是 （一）低人权：低成本的劳力；（二）低成本的国有土地。只不过在中国是被歧视和不公正对待的「民工」，而在南非是种族隔离下的「黑奴」。

《北京之春》总编胡平的论文是《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他指出：「六四」屠杀改变了中国的方向，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此走上歧途。「六四」屠杀彻底剥夺人民的 发言权，中国的私有化正因为没有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就变成少数官员直截了当地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官员一下子成为资本家，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再加上高压 政策造成一种相当稳定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而在专制高压下，中国的劳工被禁止组织自己的独立工会，无法扞卫自己的权 益，所以被压制得更廉价。还有高科技的不断引入，全球化下的贸易以及对资源的大量开发，於是就造成了所谓的「经济奇迹」。

美国「中国人权」的高级研究员何清涟，在十多年前还在中国大陆工作时就以《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尖锐地剖析改革引起的社会不公，因此洛阳纸贵，一书风行。在 这次研讨会上，她以《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为题，再一次揭露了中国改革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极少数人占有，而百分之九十的人仍然处於社会 底层，改革还导致了对资源的穷竭和对环境的破坏等严重问题。为了更大限度地敛取财富，中共政府的国家能力呈畸形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既是制定者、监督者、裁 判者，同时自己还下场参赛。她总结道：「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塑造着中国社会的反抗模式。」「只要看一看 哪个领域财富增长得最快，哪个领域的掠夺行为就发生得最多；哪个领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反抗主要是四大问题：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 就是反拆迁；第三就是反环境污染；第四就是泄愤型的。泄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诉得不到解决，大家积怨已久，遇到一个突发事件就会爆发。」

中国政治发展决定於民众的忍受限度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博士在他的发言中对三十年改革作出总结。他认为：毛之后的中国，经过了两场十年改革，即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第一场 十年改革，和一九九二年到二○○一年的第二场十年改革。到二○○一年，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已经终结。改革形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安 排，其特点是两个「不惜代价」的制度化、常规化和道德化，即不惜代价推进经济发展，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在这样的制度下，改革之后的中国，是社会矛盾普 遍、持续紧张的中国。社会矛盾的高涨，促使「两个不惜代价」相互之间发生了深刻矛盾，即经济发展的代价转过来影响政治稳定。当局对於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 决，是在维持政治稳定的目标下实行的，也就是在维护一党专制的政治框架内展开的，而不是着力於变革这种「两个不惜代价」的制度。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决定 於民众对於这一制度的忍受限度，那也就是第三个「不惜代价」是否出现，即民众会不会「不惜代价」争取自身权利和利益。

「六四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

原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教授持相同的观点，他的论文《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认为：中国的改革，「六四」是分水岭，「六四」前，是在 「社会主义框架」内的「改革」。「六四后」，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大发展包含着许许多多「六四」遇害者、受难者的血和泪。但由於像「六 四」这样的大事，今天中国不讲「正义」，不讲「是非」，加上不重「法治」，原始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泛滥成灾，所以，今天中国充满了「不平感」。他的结论 是：「中国在六四以后没有政治改革，而现在看起来，政治改革的希望也没有。」

刚刚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王丹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来推行的，这使改革的成本大为降低。这就是这个经济奇迹的秘密。但是，它是建立在社会弱势全体利益受到盘剥的基础上的。它是一种不公义的增长，代价是巨大的。

中国知识分子玫瑰梦的幻灭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刘军宁博士自称是「变天派」。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出路，只有「变天」才能解决问题。他认为在中国，改革肯定是一个不可能完 成的使命。是一个不可能有结局的、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这样一场社会变革。「变天派」代表的是中国的未来，因为他对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至少他们 有一个共识，认为这个天不可补。而且事实证明也是这样。但是，面对中国当今的局势，他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今天，「变天派」面临的困局是，他们有明确的方 向，有坚定的信念，但是他们没有作为的空间。他们有突破的方向，却没有突破的能力。这也是中国目前这个僵局所在。

来自中国大陆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王天成的发言题为《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他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闯关意识，知道改革要有阵痛。但是 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意识消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萎靡了。不仅官方不再讲政治体制改革，民间思想也转向了。渐进改革，或者说渐进民主正式浮出水面，变得 越来越流行。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以《改革三十年中反对派的困境》为题，认为中国的反对派当自省和自强。她指出，官方压力会让反对派脱离社会大众。她希望反对派人士自我调整，适应社会环境，在有限的空间内保持参与社会的能力。

与会的许多学者都对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犬儒主义作了批判。

《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着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在他的发言《从启蒙到维权――中国大陆新闻界三十年的思想演进》认为，由於普遍的社会不公、腐败公行，中 国「新闻媒体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公器的双重性质开始显现。」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近年来新闻界进入了一个「公开信时代」：呼吁开放言论、新闻 出版自由，追究新闻出版署违宪致胡温的公开信，呼吁政改的公开信这些年来更比比皆是，而政改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新闻改革。

在北京和中国大陆沉浸於「盛世」福祉瞬间降临的氛围之中时，这么多海内外的着名知识分子相聚一堂，发出了如此瓦釜雷鸣般的「盛世危言」，无疑是有其特殊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的悠远警音。
（原载《争鸣》2008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