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

毛泽东：应否与希、斯并列？

中国在1958——1962年发生的大饥荒，其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在海内外众多人士多年的努力下，特别是最近杨继绳先生的大作《墓碑》发表后，各方估算的 差距正在缩小。其上限是四千万，下限是三千万，大体上已获得基本共识。这一骇人听闻的大饥荒并非源于自然灾害或前苏联逼债，也为各界所承认。但是，对于这 起惨绝人寰的灾祸，毛泽东个人应当承担多大责任，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注意到，海内外有部分学者，仍不愿把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譬如，美 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教授MauriceMeisner，（马思乐）就认为：

“……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1）

这里涉及两个重要问题，需要分别澄清：

第一，对政治人物而言，“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孰轻孰重？

第二，毛泽东是否没有实施“故意制造的屠杀”？

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

第一点，对政治人物的评判，由于其行为关乎公众的利益乃至生命，故有其更严的特殊的伦理标准，上世纪以来大多数人士几乎对此不抱异议。这通常是指马克斯。 韦伯（M.Weber，1864-1920）所说的政治人物的“责任伦理”（ethicofresponsibility）。其精髓在于，掌握政治权力者 除了承担一般的公民义务之外，还需承担更多的由权力引出的责任，且这种责任与权力的递增成正比：权力越大，责任越重。

简言之，判断政治人物的伦理准则，首要是“责任伦理”。

与之对照，传统的“意图伦理”（亦译信念伦理，ethicofconviction），则强调个体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动者的信念及其意图，强调只要动机是美好的，意图是正确的，目标是正义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并且，拒绝对后果负责。

对一个典型的政治人物毛泽东，马思乐据以（减轻或）豁免其罪行的伦理准则，基本上属于“意图伦理”。我必须说，这是“伦理标准的误置”。作为一个以政治为 志业的人，必须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本着对后果负责的态度行动，以履行“天职”的责任心去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至于其主观意图，则是第二位 的。试想，在毛的那个变幻莫测的头脑里的意图究竟是A还是B，对于因他的政策而饿死的三千多万中国民众，难道有什么区别

只有毛的政策是相关因素，其意图则是非相关因素（irrelevant）。

无意后果还是蓄意屠杀？

第二，让我们姑且退一步，即使我们假设，在旁观者（非饿死者）的伦理直觉中，“故意制造的大屠杀”与“偶然失手未曾预料的”政策后果导致的大规模死亡，在道德上有所差别，我们仍然要追问：毛泽东是否真的没有实施过“故意制造的屠杀”？

在这里，需要分两个层面来考察：

其一为，在那场人为大饥荒中，有没有由毛“故意制造的死亡”？

其二为，在毛统治中国的全时段，有没有由毛“故意制造的屠杀”？

毛的蓄意屠杀史

我们先考察第二点：故意屠杀的问题。实际上，在毛统治时期，他曾多次在党国重大会议上，肆无忌惮地大谈“杀人”经，杀了多少，杀与不杀……从历次运动杀人策略谈到原子大战死一半无所谓。暴戾乖张，杀气重重。

这里必须强调的一个基本点是，在毛统治时期由毛政权实施的屠杀之背景，既非战争状态，也非源于自己生命或政权存亡受到威胁，而是在承平时期的大批杀戮。屠 杀对象均为非武装的驯服平民。如，前政府的中低级官员、地主、富农、思想异己分子等等。特别是上世纪中叶发生在湖南道县和广西等地对地富家庭老弱妇孺满门 屠杀，令人髪指。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中共建政之初的“镇反”运动，是彰显毛泽东屠杀手段最突出的运动。在他亲自策划和指挥下，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滥杀倾向。在毛心中，是没有存在丝 毫“法治”观念的。譬如，“镇反运动”从1950年3月就开始了，但是直到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就是 说，杀戮在先，杀戮的规定在后。到1951年2月21日，也就是在镇反运动已经开始将近一年以后，在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已经人头落地以后，中国政务院（国 务院）才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告诉民众谁是“反革命”。（2）

北大杨奎松教授在《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一文描述了毛泽东如何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在“镇反”中“毛泽东的‘大杀几批’，……为了使 各地主要负责人切实了解他的想法，同时进一步督促和鼓动各地抓紧这千载一时之机，他不得不开始分别给各地具体下达处决人犯的指标了。……1月21日，他在 给上海市委的电报当中，明确告诉后者：”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 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1月22日，他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 人称：”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届时看情况再定下一步的镇压计划。1月29日，见到公安部对中南 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逮捕19823人，在省级机关内亦逮捕160人，担心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的恐慌与思想波动的报告时，他亦明确告诫 公安部称：”湖北做得很对，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报告，两个月已捕500多人，并处决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 “，但”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对此却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3）

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方数字差异很大，而且多数实际仍旧达不到毛泽东的要求。

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了。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4）

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较为顺利，毛泽东“镇反”的胆气大了起来。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 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 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5）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6）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在镇反运动中，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7）。

而到1958年，毛的这一作派变本加厉了。当赫鲁晓夫在毛恐吓下同意军援中共，毛勒索苏联成功后，立即停止炮轰金门，并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他为中国能单独 与美国打核战感到很高兴。他说，“为了我们最后的胜利，为了完全消灭帝国主义，我国人民愿意承受美国的首次核打击。这不过是死一大堆人罢了。”

毛的确有敢于叫中国人去死的宏伟气魄，他对中国人生命的冷漠令人惊诧莫名。而且，在事实上，通过镇反等各次运动，他确实亲自下令杀死了无数前政府官员和平民。

诸案种种，已不难看出，在毛统治中国的全时段，毛泽东个人的确是在非常具体地指挥一场场的屠杀，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杀人比例到具体数位。上述中国 民众所以被屠杀的唯一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毛政权意识形态的昔日对手，或原政府的中低层人员。用毛的话来说，即，反动分子、反革命、地富分子等等，甚至， 根本无须这些身份，就可杀死“一大堆”平民。而毛，铁板钉钉，正是一场场“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在那场大饥荒前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证 据，坐实了毛作为的“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罪魁祸首的身份。有鉴于此，即使是撇开大饥荒这一亘古未有之大罪，把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另外两名刽子手希特 勒与斯大林并列，也是实至名归，毫无逊色的。

大饥荒中故意制造的死亡

回溯到第一点，我们来考察，就在那场人为大饥荒中，有没有由毛“故意制造的死亡”？

从目前已公开的资料看，在1958年初至8月，毛似乎并不知道饥饿已经开始。因为当年夏天他确实有着名的一问：粮食多了怎么办？1958年8月4日，毛公 开指示说：“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8）接着，他去了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报告说，今年全县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毛泽东高兴地 睁大眼睛：“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他把这一“幸福的梦呓”投射到全国。于是，高征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 公共食堂………一系列稀奇古怪之物，纷纷出笼。

但是，这种县委书记的拍马浮夸带来的泡沫式亢奋没有持续多久，毛的情报系统很快发挥了作用，饥饿的端倪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而毛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九 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儿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 ”（9）毛已经意识到大的荒谬政策的后果了——饥饿乃至死亡。三天之后，他谈到了“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 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 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要撤，头也成问题。 ”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10）

话虽这样说，毛毕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些心虚了，因而准备在庐山会议上不着痕迹地“纠偏”、反左，从而把经济政策悄悄地扳回正常轨道。然而，彭德怀出 现了。彭的《意见书》虽然委婉却认真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1959年7月16日毛泽东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给会议。当时在庐山的中共高干，。基本赞 成彭德怀《意见书》的占多数。这就极深地刺激并惹怒了毛。在他看来，这是对其权威的挑战，也就是对其权力的威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 怀的《意见书》突然袭击，发动猛烈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 民打游击，造反。在他的帝王式的要挟下，庐山会议就此转向反右，而彭德怀的《意见书》则是其“导火索”。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是要表明他对“正确性”的垄 断权，任何人不容置喙。为了自己的权威与权力，他坚持恢复祸国殃民的政策，哪管饥民相食，饿殍遍野。

据毛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一九五九年十月，各地饿死人的絶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一九六0年二月，国务院中共中央派到河南信阳的调查组就已发现，该地饿死的人高达百万。

对大量饿死人现象，毛泽东的反应是硬着头皮顶住，然后指鹿为马，竟敢于谎称饥荒的原因是：“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1）

毛在1960年3月，中国饿死人最严重的时刻，他在杭州会议上还要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在那怨声 载道的岁月，毛对自己的名声极其敏感，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档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 泽东同志的着作＂。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他采取进攻姿态，大讲阶级斗争，居然正式把饿死大批同胞的大饥荒最后正式归 结为子虚乌有的“地主阶级复辟”，（12）而广大的地主们，此时正奄奄一息坐以待毙呢。很显然，在毛泽东明明清楚已经饿死人的情势下，他的“硬着头皮顶住 ”和“指鹿为马”，就是故意制造死亡。

同时，正如贝克先生在其《饿鬼》一书中指出的：就是在饥饿高峰的“一九六0年，中国当局相继邀请一些国际”友好人士“访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女记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中国政府精心照顾下周游全国。他们访华后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发生饥荒，没有人饿死。。。。。。。“贝 克说：”中国政府严峻而轻蔑地拒絶了一切援助，甚至也拒絶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 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这正是毛的旨意。在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之际，毛竟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中国人不缺粮食，吃得好”（这篇 谈话已经解密）（13）。毛竟然如此封锁信息以谎言杜绝国外以粮食援助濒临绝境的饥民，无以名之，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是不折不扣的“故意制造死亡”。

因此，就连马思乐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毛个人的政治考虑，最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生命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 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 承担主要责任。”（14）

尤为触目惊心的，是毛及其政治体系对那些奄奄一息的农民的残忍。历史上，有让人饿死的，但还没听说过不准逃荒逃难逃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来了。毛泽 东当年的公社干部，实际上是他的狱卒，他们遵循毛的政策，把农民死死封锁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 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饿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 口人。”（15）这种残酷，难道不能与卡廷事件中斯大林杀波兰军人相媲美？

斯大林杀人也不过如此。他杀死了大批白俄以及苏联的高级军官和干部，毛泽东同样杀死了大量国民党军人和共产党干部。这两种屠杀之罪无分轩轾。而最为世人切 齿痛恨斯大林杀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与毛泽东明知饿殍盈野，仍铁石心肠坚持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暴政，坚不开仓济民，坚不允许逃荒要饭之赐死，二者的 残忍也是相当的。

况且，毛还并未有过像斯大林那样领导全国性反法西斯战争的功绩。

仔细审阅毛的着作及其讲话，笔者愈益确定地意识到，“大饥荒”实际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脔。饿死如此空前数量的国人，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悲剧， 毛居然只字不提。他从未公开谈及“大饥荒”的死人问题，其内心之恐惧，忌讳之森严，可见一斑。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一九九八年发表文章，谈到其父刘少奇六二 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当时无言以对。但是他记住了刘的这句话。为这句话，毛就认定，刘少奇必须 下台，必须去死。果然，血的代价，几年后就付出了。

毛，以自己的狂想，害死三千多万中国人，已经罪不可恕；但他因为要掩饰这一罪行，巩固权力，又蓄意延长了该罪恶政策以及饥荒的时间，如此，又故意屠杀了更 多的中国人。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蓄谋杀害了另外一些知道真相并意图追究责任的人，彭德怀案、刘少奇案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例子。而为了掩饰这一罪行， 他又无中生有的号召其党-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而把中国拖入更深的“文革”等大血泊之中。这种杀人灭口的罪孽，这种不惜以千万人身家性命为自己 殉葬的暴君行为，双倍残忍，双倍暴虐！如果这不是故意屠杀，什么才是？如果这还不足称为道德恶棍，何人才是？以毛的环环相扣层层扩展的暴行，比斯大林、希 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三人，暴行昭彰，犯下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群体灭绝罪。因此，使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为二十世纪最大屠夫，铸进史册，是伸张历 史正义，祭奠千万中国亡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必须时刻谨记的千秋大业。

权责相应，功罪同当

最后，想考察一下中共对毛的评价问题。笔者注意到，其中存在一个“赏罚不对称”的问题。

中共论述毛泽东，有一个基本倾向：功劳一人独揽，错误大家分摊。谈及毛泽东对于中共的功劳，北京当局往往不遗余力地歌功颂德、把它几乎全部归功于毛个人的 天才、睿智和高瞻远瞩，决策的成功似乎与中共的其它成员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算在毛的身上。如叶剑英在六十年代曾说过：“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至今还在黑 暗中摸索”，就是典型的中共评估毛的句式。然而谈及毛（对于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虽然很多中共领袖都看到了甚至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但是，他们为维护这 个庞大的集团的根本利益，他们因为害怕承担类似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罪名”，却又往往把毛的罪过平摊，大家有份。譬如，对大饥荒的罪过，邓小平就说过： 三年大饥荒“不能全部算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最起码，我自己也有责任，当时政治局常委中，只有陈云没有表态和举手，而邓小平、周恩来等其它常委们对于毛泽 东是赞同的，如果讲因为大跃进造成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果——死了诸如3000万人的话，帐不能全部算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云云。

中共似乎对于其中逻辑的荒诞熟视无睹。如果前者对（致胜因毛主导），则后者就错（致罪是众人责）；反之，如果前者错，则后者才可能对。事实上，一个政治领 袖对他的党，乃至他掌控的国家政权而言，正如权力与责任必须相应一样，功劳与罪过也是对称的。如果说，在毛掌控中共的时期，他对中共的正面的业绩在多大程 度上归于他，则所犯下的罪过，也在同等程度上应当归于他。简言之，“权责相应，功罪同当”，这是一个普遍的伦理原则。中共对于毛泽东，不能机会主义的加以 粉饰，而无视其对中国人所犯下的滔天罪孽。如此，不仅有失公允，有失正义，而且，还堵死了该党未来脱胎换骨、断尾自新的可能前路。何去何从？这是值得中共 主事者深思的。

注释：

（1）（14）马思乐：《毛泽东与大饥荒》，MauriceMeisner，Mao'sChinaandAfter：AHistoryofThePeople'sRepublic，3rdEd.，TheFreePress，1999，pp.236-238
（2）（4）（5）（6）美国之音记者李肃2007年11月4日华盛顿报导
（3）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
（7）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p.285
（8）同上p.374，
（9）同上p.375
（10）同上pp.383-384
（11）（12）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13）《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贾斯柏。贝克着，姜和平译，纽约明镜出版社，2005
（15）《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p.380

（本文是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北京之春首发）

探索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悲剧：大饥荒-- 记《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王屏）

宋永毅在发言,右为文贯中、陈意新

杨继绳在发言

发言者为丁抒

10月16-19日,美国西东大学(SetonHallUniversity),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将在在新泽西和纽约合作召开了一个 题名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对上述中国当代史上这两大相隔久远但有密切相 关的历史事件——大跃进和改革开放——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这次研讨会有近60名学者参加。其中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他们中有近年来揭露大跃进-大饥荒真 相的着名学者,还有中国大陆自由派学者的领军人物，如杨继绳、姚监复、李若建、余习广、王东渝、胡杰、秦晖、刘军宁、崔卫平、卢跃刚、王天成等十余人。出 席会议的北美学者有吴国光、丁抒、文贯中、宋永毅、陈意新、金和辉、张跃宏、李明珠、严家其、程晓农、何清涟、陈奎德、胡平、夏明、郭建、王军涛、王丹、 谢选骏、何晓清等近四十人。

会议的第一个主题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它导致了近四千万的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对比二十世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直接 死亡人数（大约分别为一千万和三千万），这场在和平时期完全由政治运动导致的大规模的"人祸"，确实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悲剧。承办这场研讨会的美国西东 大学校长罗伯特‧西任教士和商学院院长凯琳‧鲍罗芙博士都表示：尽管他们都不是中国研究专家，但这么大的人道悲剧全人类都有职责吸取历史教训。为此，西东 大学坚决支持这一国际研讨会。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他们都向与会代表致以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探索20世纪最大悲剧的第一个国际研讨会

虽然中共的执政者对大跃进/大饥荒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持否定态度，但是他们从来不鼓励学者认真地研究这一历史的悲剧。为此，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讲 座教授，二十一世纪基金会董事长林培瑞博士在他的欢迎词中指出："我一直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相比之下，把大跃进看得不够重要。仅以 非正常死亡率来衡量，大跃进--大饥荒中死去的无辜的中国老百姓的总数要比文革死去的总数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话，这个比率自然还更 大。但谴责大跃进的文字也一样多二十倍吗？很可惜不是。……我们在反省的时候，这恐怕也是一个应该反省的问题。"他的批评是中肯的。会议作为全世界历史上 的第一个以大跃进/大饥荒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也正是这样一种反省的结果。

今年以来，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现《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在香港出版了有关大饥荒研究的上下两册的专着《墓碑—中国 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这部他潜心调查写作20年的一百一十万字的巨作不仅引用了大量被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和他对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的独家采访，更对四川、 安徽、甘肃等十一个重灾区作了慎密的描述和研究。这一着作已经被学界不少知名学者认为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 的巨着。"

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五十年后再看大跃进/大饥荒"，第一个演讲者就是杨继绳。他的论文以<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为题，算出了 1958-1962年间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分别为3600万人和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损失人口大约7600万。第二位演讲者美国明 尼苏达若曼学院丁抒教授，他早在1991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一本中文专着《人祸：大跃进和大饥荒》。这次他的论文题为<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 数的下限>。他通过"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计算出全国在大饥荒期间（1958-1962）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 3500万。值得一提的是：杨、丁两位都是文革中的清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他们最后都弃工从文，以科学家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来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敏感课 题，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为此，这一小组的主持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指出："恐怕后人会看到：清华大学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不是出了 胡锦涛，而是出了杨继绳和丁抒！"这一评语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大饥荒发生的直接原因

毫无疑问，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有多种原因，如政治上的专制、领袖人物的野心和经济上的极端浮夸。如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如果中国当时 实行民主制度，这样规模的饥荒是不可能的。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教授在他的论文<再论公社食堂在大饥荒中的谋杀性角色：没有退出自由的强制性大锅 饭>中指出："森的民主制度可以认为是在当代避免饥荒的充要条件。但是如果停留在政治制度的层次上，我们还是不能回答以下问题。1950年代到 1960年代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专制国家。为什么这些专制国家并没有都发生饥荒呢？"他认为："公社食堂在大饥荒中的扮演了谋杀性的角 色。首先，它所实行的所谓吃饭不要钱诱使农民过多，过快地消耗了粮食，使本来应该能够使农民支撑到1959年年中夏粮下来的时候的粮食，早在1958年的 冬天，或在1959年的早春就消耗殆尽，从而触发饥荒。同时，在当年中国农村的生产水平上，所谓农业收入，主要就是能够满足生存的口粮。公社食堂控制了农 民的口粮，其实也就控制了农民最主要的收入。"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余习广先生认为：庐山会议以后的反瞒产是导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在1959年大减产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各级干部或为了邀功请赏，或是怕 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昧着良心说实现了"更大跃进"。报高产引起高征购和残酷的"反瞒产"，结果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

普遍的浮夸和狂热的造假，毫无疑问是大饥荒的重要中介。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论文题为<恐惧和造假：从"肃反大跃进"到高产"辩论 会">。他从1958年的肃反大跃进、强过1957年的政治运动密度、是中共党史上抓'反党集团'最多的一年等几个方面说明正是这一系列的政治运 动，才制造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和造假"。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的演讲也是同一课题。他的论文<趋利避害：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研 究>从高指标、高压出发，论文分析了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基础，指出造假成为官场的一种游戏规则，趋利避害是官员的正常行为。论文分析了几类 造假动机和几种官员的造假，最后指出指标考核弊病的危害。

纽约州立大学巴法罗分校的张跃宏教授提出了"毛泽东究竟喜不喜欢下面的官员造假？"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与会的不少学者认为：1）毛对此取得是完全的实用 主义态度，他只看造假是否有利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地位；2）他历来宁左勿右，好大喜功；3）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真话，还提出讲真话会"吃小亏"和" 占大便宜"的伦理，得罪了毛。结果刘的"亏"实在吃得太大了：他在文革中招来杀身之祸，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极具讽刺意义的个人命运，进一步从反面 揭示了在中共体制的实际价值取向：说谎造假永远有利可图，而讲真话则一定会付出极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制造大饥荒的祸首

对于大饥荒中毛泽东的责任，美国普林斯顿学社的陈奎德博士的论文<问责：三年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首先从"责任伦理"和"意图伦理"的区分中 进行分析。他认为：判断政治人物的伦理标准，首要的是"责任伦理"。陈奎德还力举史实指出：大饥荒不是毛泽东错误政策的"无意后果"而是"故意制造的死 亡"。对这一课题，海外大饥荒网站（www.chinafamine.net）的主办人金和辉博士在他的论文<力倡与小纠: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政策 认知和选择>里作了较为仔细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对大跃进政策及其后果的认知，大体上经过了相互关联三个阶段。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 11月，这是'力倡'阶段，他通过大力倡导浮夸风、共产风等等，大搞群众运动，调动热情，排除反对，认为可以借此创造赶英超美的经济奇迹。从1958年 11月到1959年6月庐山会议前期，属于'纠正和检查'阶段，他对前段时间狂热政策小作调整，整顿组织，展开核算，自以为可以借此发现真实的跃进成果， 并且加以巩固。第三阶段是庐山会议冲突之后，他自觉已无退路，既要维护大跃进政策的正确性不容怀疑，同时又不得不对灾难性的现实后果做出让步，于是他采取 了自欺欺人的认知策略，一面做现实退却，一面用谎言来维护自己和党的权威。"

来自四川的着名作家、记者王东渝先生的论文题为<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荒的特殊成因>。他指出：四川省中国大饥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死亡人 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约占全国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之所以导致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建国伊始到大跃进期 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是毛的亲信，全力效忠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 行极左的政策；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性命为代价。四川因此成为大跃进的重灾区。

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大饥荒

美国斯瓦斯莫学院历史系教授李明珠是英文学界研究中国饥荒史的专家，她的英文论文<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分析大饥荒>指出：在明清两代，中国的 皇帝视自己为百姓的父母，对赈灾和荒政无不尽心尽力。仅清朝，皇帝们因为自然灾荒而发的"罪己诏"就达300多次。1959-1961年的大饥荒完全是" 人祸"导致，但是毛泽东及中共得执政者从不发"罪己诏"，比封建皇帝大为不如。她进一步对比了中国的大饥荒和前苏联在乌克兰的大饥荒，指出：数百万乃至数 千万人的饿死毕竟是专制政权的错误政策所致，还因为饥荒发生后他们都刻意"保密"，宁可饿死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要保密。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的陈意新教授则对大跃进/大饥荒中安徽和江西的非正常死亡情况最了微观的比较。这两个省的地域人口相似，但前者死了633万人， 而后者只死了18万人。他提出的问题是：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省际之间的死亡率为什么会有巨大差距？他的研究表明：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作为毛的亲信，在安 徽建立了"专制型领导权"，他缺乏地方联系；他的政治激进主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而江西的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等人非但建立了一个"合作型的领导权"， 还通过"紧密的地方联系"及时了解了底层的实情，进行了救灾。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研究员任不寐先生的发言<大饥荒与当代灾民理性>从哲学的角度对大饥荒的后果进行了一些思辨，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大 饥荒在当代获得了新的特征，即"掌权者的个人责任，使灾变彻底拥有了'人祸'的品质"。而饥荒发生以后，又有了更新的特征："在古代，饥荒之后是荒政，而 在当代，灾难之后是恩政——权力在灾民那里的所有恩人秀的表演成文重申政治合法性的良机——恩人当执政。"

会议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所有这些有意义的思考和问题，都将伴随着这第一个关于中国大跃进/大饥荒的国际研讨会的结束而开始更深入地研究下去。
（原载《动向》杂志2008年11月号）

曾慧燕：楊繼繩，為3600萬餓殍立墓碑

(http://www.worldjournal.com/weekly92_disp.php?nt_seq_id=1799574&page=1）


楊繼繩為3600萬餓死的亡靈樹碑立言，新著《墓碑》面世後好評如潮。(曾慧燕／攝影)


「中國的歷史教訓與未來挑戰國際研討會」10月17至19日在紐約法拉盛舉行，探討大饑荒餓死3600萬人的真相。圖為楊繼繩(站立者)在會上發言。(曾慧燕／攝影)

餓死3600萬人是什麼樣的概念？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450枚原子彈，相當於發生150次唐山大地震。第1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1000多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今 年是中國「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發生在半世紀前的「大躍進」運動導致的3年大饑荒，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 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個鮮活的生命死於人為的饑餓，出現大規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饑荒過去50年了，這段歷史始終含糊不清，幾千萬亡靈 魂歸無所。

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 書公司），此書長達80萬字，分上下兩冊，堪稱是血淚交加、資料翔實的長篇調查報告，也是一幅真實記載大饑荒的全景圖，詳細記述了1960年代大饑荒餓死 3600萬人的史實，並著重介紹其中12個省餓死人的情況。

請看書中記載的一段文字；「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 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 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 睛。……」

「信陽五里店村一個14、15歲的小女孩，將4、5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

饑餓比死亡更恐怖

此 書是作者逐一實地考察、走訪大量當事人，包括當年各級幹部、饑荒倖存者及見證人，並詳細閱讀檔案資料寫成。對沒有實地考察的其他省分，他則透過各種渠道查 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公開或未公開的各級檔案、會議紀錄、談話紀錄及各種地方誌、縣誌，也參閱了許多專著、統計資料等。他窮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萬字的 資料，寫成《墓碑》一書，填補了歷史空白。書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資料，都詳細註明來源、出處，有些還配有照片。

這是一本承載了許多倖存者集體記憶之書，亦是紀念3600多萬餓死亡靈的墓誌銘。

1999 年秋，楊繼繩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瞭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他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他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 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楊繼繩感嘆：「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o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他在書中描述，死亡前的饑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骨肉親情是楊繼繩寫作《墓碑》的動機之一。他的父親是一位善良、正直的農民，1959年死於饑餓，事隔半世紀，父親臨死時的慘狀、家鄉慘不忍睹的情況仍歷歷在目。

楊 繼繩說，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改為《墓碑》。他指出書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 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這本書寫到一半時，楊繼繩在體檢時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 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後來有幸在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 了自己的一個墓碑」。

因此，楊繼繩決心為歷史作見證，記錄這一曠世災難，以警後世。他強調，把真相公諸於眾，不是為了喚起仇恨，而是 希望今後不再出現這樣的悲劇。大饑荒始終是巨大的歷史包袱，遲早要卸掉，並要從中汲取教訓。他深刻指出，大饑荒的成因及結果，間接引發了另一場浩劫──文 化大革命。

字字血淚 不忍卒讀

美國西東大學、21世紀中國基金會和中華學人聯誼會10月17日至19日在紐約聯合 舉辦「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加拿大及全美各地40多名學者與會，旨 在探討中國當代史上大躍進和改革開放這兩大歷史事件的意義及影響。《墓碑》作者楊繼繩也是與會者之一，這次應邀訪美，在會上發表「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 失」調查報告，並接受《世界周刊》專訪。

「叫墓碑，太沉重」！《墓碑》確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書，不少人在閱讀此書時，難以忍受錐心 之痛，幾番掩卷，不忍卒讀。知名作家倪匡形容，「讀《墓碑》，感覺每一個字，都有30個魂縈繞在旁，深深體會什麼叫『令人髮指』的感覺。」他並形容《墓 碑》文字的震撼力，有「字字血淚」之說。

楊繼繩在「墓碑」前言部分，詳述了他父親悲慘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楊繼繩在湖北浠水第一中學讀高中，他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匆匆趕到學校通知他… …

墨L：「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他：「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裡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楊 繼繩當即向老師請假並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他的口糧──3斤大米，然後趕回他下灣的家。「走到灣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 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乾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乾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 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待在家裡出不來。灣裡一片死寂」。

他走進家門，發現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裡連水也沒有。「餓 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 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 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變成這個樣子，楊繼繩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他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然而父親已經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後與世長辭。

埋 葬了父親，他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 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 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 期。」

楊繼繩說，那時，他沒有懷疑過共產黨和政府，所有被灌輸的東西都全盤接受。「1957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 為壞。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裡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 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1959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 …

e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楊繼繩說他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整個社 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他不敢懷疑。「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 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1960年他考入北京清華大 學，大學期間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使他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到12月，他和幾名同 班同學一起到20多個城市「串聯」，各地大字報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 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 在3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楊繼繩在清華大學拖拉機製造專業畢業後，分配到新 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他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及許多與生活。「作為 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 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楊繼繩說：「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 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饑餓而死…… 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還原歷史 追求真實

一 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他更加追求真實。他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採訪新聞中 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裡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 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導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矇騙的更多人。」… …

v
在擺脫矇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楊繼繩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他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他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

當 他得知，父親因大饑荒餓死的年分，中國並沒有什麼天災，是一些正常的年分，雖談不上豐收也談不上災害。當他得知，河南省發生人吃人的慘劇時，信陽100萬 人死於饑餓時，河南至少有25億斤糧食庫存，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億斤糧食庫存，僅動用這兩省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明知道大面積餓死人，毛澤東還大幅 增加當年全國徵糧庫存額度，他的憤怒無以復加。大饑荒完全是人禍，原因是謊言，加上人民公社對人身控制、計畫經濟的荒謬以及極權政權的殘酷。

當一個人從當年迷信的謊言中醒來時，首先是憤怒，然後陷入對歷史真相的沉思。楊繼繩說，發生在他家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在 新華社的第1個10年，他跟潮流寫了許多稿子，以上人民日報頭版為榮，有一年曾在人民日報發了14個頭版頭條。現在回顧，楊繼繩說90%的稿子都應當燒 掉。第1個10年，他只有兩篇稿子是憑良知寫的：一篇是《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經中央批評軍隊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 產率調查》。

第2個10年，楊繼繩盡可能說真話，堅持不說假話，但有時還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3個10年，楊繼繩決心不跟潮流，只寫自己想說的真話。「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這是他的追求。

他說：「在權力面前說真話。」「一無所求，二無所懼，就能自立於天地之間。」

父親墓碑 立在心中

楊繼繩有感於大饑荒已經過去50年，在中國國內還沒有一本記述這個歷史事件的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

面 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帳， 「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

從 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楊繼繩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他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 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他「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 持續3、4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1980年代，楊繼繩家鄉興起為先人修建墓碑… …

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更氣派。親戚朋友也勸他為父親修建個墓碑。
楊 繼繩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1959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 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 在心裡；立在心裡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接著，他花了10年功夫，調查大饑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報導為幌 子，要求地方黨委開放大饑荒的檔案，抄寫資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況，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寫作，終於完成《墓碑》。「這本 書也算是幾千萬饑餓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饑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他在心中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他 認為，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 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分（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 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 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他強調，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 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 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 暗和罪惡。」

內情驚人 力透紙背

《墓碑》面世時間不長，引起海內外讀者極大關注，佳評如潮。中國大陸自由作家、歷史學者丁東說：「這是一部力透紙背的信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指出，雖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種有關大饑荒的書籍，但「就資料的全面和翔實，內情披露的驚人… …

憭H，論證的理性和嚴密，以及結論的權威可信而言，這本書是前所未有的」。
他 指出，《墓碑》一書全面、真實地記載了全國大饑荒的情況，書中詳載各省饑荒的慘烈實況和剖析饑荒發生原因，有力駁斥官方謊言，並披露大量內幕，例 如，1961年，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匯集後得知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 兩人，周恩來閱後命令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事後周還追問是否銷毀了，在得到肯定答覆後才放心。

徐友漁認為，「這是一部可以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忍尼辛(又譯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雖然，關於中國的古拉格，也有中國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說古拉格是史達林時代的代名詞，那麼，餓死幾千萬人則是毛澤東時代的標誌」。

他 說，楊繼繩曾驚歎索忍尼辛為記錄罪惡而收集證據的專注與堅韌，為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和倖存者未能專心致志還原歷史而歎息。而《墓碑》一書既體現了索 忍尼辛式的良知、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洞察力，還在史料的彙集、分析和內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島》。「當然，可以說楊繼繩的身分和條件優於索忍尼辛， 但一般的規律是，身分和條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顧慮就越大。像楊繼繩這樣出身於體制內而為正義冒險犯難、孤注一擲，雖不是絕無僅有，也只有顧准、李慎之 等少數前例」。

徐友漁指出，在大饑荒年代發生的許多事，今天看來匪夷所思，有些看起來是笑話，但著實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肅定 西地區農村斷糧，地委書記卻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在搜刮糧食的過程中，通渭縣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當時的 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

1960年冬，河北省委決定農民口糧為每天4兩（舊制，相當於現在的2兩半），省委負責人說：吃4兩的是馬列主義，超過4兩的是非馬列主義。隨後，省委提出「吃4兩，曬太陽」的口號。徐友漁說，人不能進行光合作用，曬太陽怎能頂得上吃糧食？

千村薜荔 萬戶蕭疏

提到中國的大饑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陽，這是中國大饑荒餓死人最多的地方。

當時在四川、河南 、甘肅、安徽省不少地方，包括信陽、通渭、鳳陽、亳州、羅定、無為、館陶及濟寧等，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在1958年6月《送瘟神》裡的詩句：「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 …

《墓碑》詳細記錄了以信陽地區為重點，下至縣、鄉、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況，比對、分析了各種資料和方法之後，得出結論說，河南餓死人至少為300萬，信陽一個地區餓死人100萬，占該地區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 肅總人口只有1300萬，全省餓死人數在100萬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縣，將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當時被派遣去解決「通 渭問題」的一個幹部回憶說，他們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沒有力氣或顧不上埋葬死人，他們不怕死人怕活人，因為活人想吃 人。

四川歷來號稱「天府之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但在大饑荒年間死人最多，達到1000萬至1200萬，之所以難於準確估計數字，是因為四川省委在當時就從政治上控制人口統計工作，命令上報死亡數字多的地區「重新調查」。

四川是全國饑餓時間最長的省分，因其最高領導人李井泉善於揣摩毛澤東的心意，對於極左躍進的做法堅持不降溫，並大量外調糧食，以證明政策正確，形勢大好，他以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安 徽鳳陽以農民逃荒要飯聞名，這個不到40萬人的縣，3年大饑荒餓死9萬人，將近四分之一。饑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鳳陽縣委1958年上 報指標8億斤，實收1億6000斤，國家強力徵購占43%，造成農民缺糧斷炊，1959年產量為1億8000斤，上報為4億斤。安徽全省餓死的人在500 萬到600萬之間，超過總人口的15%。在安徽亳縣，由於吃人肉的情況不斷發生，出現了人肉市場交易，農民擺攤設點或流動串鄉賣人肉。

3年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是一個人們一直關心，引起激烈爭論和眾說紛紜的問題。

在 該書第22章，楊繼繩參照中外多方面資料、比較分析了各種方法後的結論是：在1958年到1962年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另外， 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徐友漁認為，這是一個比較科學、可信的數字。

美 國明尼蘇達諾曼學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國際研討會」上，發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下限》的演講時指 出，1960年前後，整個中國有如一個巨大的冰窖。千千萬萬個村莊，每天都有許多農民在饑餓中死去，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人為的戰禍或天災、瘟疫，都不 曾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奪去那麼多人的生命。

丁抒說，全國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來無需別人開會來討論。可是中 國國家統計局直到現在還用大大低於實際數字的1700萬人「唬弄世人」，以至他們不得不在50年後的今天，用事實「揭破其謬誤」。他引用大量資料，得出 「全國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萬」。在《墓碑》之前，不斷有中外研究者綜合各種材料和資料，估算出餓死的總人數，大致說來，在 2000萬到4000萬之間。而新老左派則攻擊這些資料，稱這些資料偏高，是對毛澤東本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醜化。
徐友漁對此反駁說：「我們可以取最低數的十分之一，質問左派們：難道你們認為，餓死200萬人就天經地義？」

餓 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楊繼繩說，這個數字相當於1954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國飛機向廣 島投下的原子彈炸死7萬1000人；8月9日，美國飛機向長崎投下了另一顆原子彈，炸死80萬人；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24萬人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1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1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1000多萬人，中國1960年1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2次世界大戰。第2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4000萬到5000萬之間。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3、4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內發生。

易子而食 搶吃人肉

中 國古籍記載「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人相食」並非個別現象。在河南信陽的一些鄉鎮，在甘肅通 渭，楊繼繩都聽到當事人講述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他還見到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紀錄全國至 少上千起。這些悲劇，在《墓碑》各章節裡，有詳盡記載。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及官方檔案，都極力回避和掩蓋 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 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公共食堂 大吃大喝

為什麼會發生全國性的大饑荒，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墓碑》一書披露下述原因：

由於大躍進的浮誇，全國各地都搞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1958年宣布糧食總產量為7500億斤，以後統計的數字（還有虛誇）為4000億斤，實際產量基本與上年持平，但徵購數量… …

增加了21%，其結果就是從農民的口糧中硬挖硬擠。
要 完成高徵購指標，農民必須把口糧、飼料、種子搭進去，在完不成徵購任務時，上級部門認為農民在搞瞞產私分。各地普遍用對基層幹部撤職、開鬥爭會、毒打、勞 教、逮捕等方式強迫交糧，被打傷、打死的幹部和農民不計其數。鬥爭會上有這樣的問答：「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大躍進了。」「人民公社優越不？」「優 越。」「那你為什麼不交糧食？」

還有這樣的口號：「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發表文章證明，每畝產量可以達到3萬9000斤，這為反瞞產私分提供了「科學論證」。

「墓 碑」一書以大量事實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 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 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

公 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 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此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 的事實。

楊繼繩說，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 制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須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 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在 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 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 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凌。

在公社化、蔽壑B反「瞞 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牴觸情緒的農民，因饑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饑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 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 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 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 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裡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

中共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在農村以開展「兩條道路鬥爭」的方式大搞「反瞞產私分」運動，用政治壓力、精神折磨和殘酷的暴力，搜刮農民僅餘的口糧和種籽，農民稍有不滿就要挨打，面臨種種刑罰，甚至被活活打死。

喬培華根據中共檔案撰寫的《信陽事件》調查報告，記錄了數十宗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來幾例：

1959年10月15日，熊灣小隊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綑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裡捅進大米、黃豆，一邊捅一邊罵：「要叫你身上長出糧食來！」張被打死後，留下8歲、10歲兩個小孩先後餓死；

1959年10月15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樑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凍，陳家父子7天內先後死亡，家裡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

1959年11月8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樑上，殘酷毒打，6天後死亡。徐一家6口隨後全部餓死；

1959年11月8日，晏灣小隊社員鍾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這裡的大隊幹部讓飯，被看成瞧不起大隊幹部，就被吊在大隊食堂房樑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6天後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富厚因無糧可交，被繩子穿耳，並綑綁吊在樑上用扁擔打、冷水淋，當場死亡。為防止其子陳文勝（17歲）聲張，誣陷他宰殺耕牛，綑綁起來毒打致死……

光山縣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該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 …

委書記處書記李立在1960年11月28日向吳芝圃的報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況，摘抄如下：
光 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災，全社平均畝產172斤，總產1191萬斤，公社黨委報畝產626斤，總產4610萬斤，縣裡分配徵購任務是1200萬 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為了完成徵購任務，他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一點口糧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現象相繼發生。 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伙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破壞，歸結為兩條路線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60、70天內粒 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腳踼、凍、餓外，還採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13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凍餓而死。

廣大群眾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骨肉不得相顧。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遺棄子女，拋屍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饑餓難忍破壞屍體134具（作者註：這裡說的「破壞屍體」就是從屍體上割肉回家吃 ）。……

在 正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饑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饑餓的 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萬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饑民走漏消息，在村 口封鎖，不准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他懲罰。

根據毛澤東的喜好和宣導大辦公共食堂，是造成農民餓飯 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書作者根據資料分析認為，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減少一半。大辦公共食堂的過程，就是前兩個 月吃飯不要錢，大吃大喝，然後鬧饑荒的過程，就是強迫農民入伙，統一用糧，沒收鍋碗瓢盆，誰家冒炊煙抓誰，使農民家徒四壁、一無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肚皮」，幹部掌握了讓誰吃飯和不讓誰吃飯的權力，同時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幹部濫用權力使餓得快死的農民雪上加霜，他們派民兵圍、追、堵、截，設卡抓捕，不讓農民逃荒，斷了饑民的最後一條求生之路。

共領導面對自己一手製造的大慘劇，編造出大饑荒是出於「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修正主義逼債」的謊言，把罪責推給老天爺和蘇聯，長期以來，「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成了中國人回顧大饑荒年代的口頭禪。《墓碑》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和有力的批駁。
楊繼繩引證權威的氣象資料和權威的氣象學家的觀點，說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中國地域遼闊，每年發生天災在所難免，但這3年的自然災害並不比其他年分嚴重。

他 進一步指出，歷史資料表明，糧食產量和天災之間並不存在正比相關關係，在大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以巨額資金和物資援助一些國家，其中許多國家的生活水準大大 高於中國。在農民大量餓死的同時，大量糧食被用於出口，1959年與1957年相比糧食減產，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創造糧食出口歷史最高紀錄，這個數量 夠2450萬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農民餓死之際，當局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這一年餓死人最多，而國家尚有幾百億斤糧食庫存。

當毛澤東得知信陽發生餓死人的嚴重事件時，他說事件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竄奪了領導權，是反革命復辟，對勞動人民實行瘋狂的階級報復，解決辦法是實行民主革命補課，這導致對基層幹部大規模的鬥爭、撤職、逮捕。

有 人曾辯解說，毛澤東在3年困難時期也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書引證官方出版物說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譜記載了各式風味的魚蝦共有17種。另一位知情 人說，醫生鑑於豬肉膽固醇高，建議毛不吃豬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間，各地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別墅、賓館豪華程度超過國賓館。

十分人禍 無關天災

前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團團長吳康民高度評價楊繼繩及《墓碑》。說他是一位治學嚴肅、搜集資料豐富，而又思想開放、大膽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繼楊繼繩此前 出版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內容涉及訪問趙紫陽的敏感題材）、《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著作後，「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一大貢獻」。

吳康民指出，楊繼繩的「墓碑」，觸及大規模的「人禍」，揭露了極大的「黑暗面」，書中強調四點，一、中國大饑荒的真相長期不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搪塞民眾，其實完全是十分人禍，沒有天災。

二、一般人們知道河南省當年餓死了300萬，卻不知道中國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國」四川，保守估計為1000萬人。原因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跟毛最緊，四川揭蓋子最晚。大饑荒與反右打壓敢言者有直接因果關係，大饑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別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確紀錄的已達3000多例，其中紀錄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與煮熟的人肉拿到會場批鬥，結果群眾饑餓難忍，一人說：「我也嘗嘗！」眾人蜂擁齊上，批鬥大會變成搶人肉、吃人肉大會。

四、中國大饑荒的影響超過文革，其死亡人數相當於全世界二次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當然也遠遠超過8年抗戰中國死亡人數，大饑荒死亡數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了450顆廣島原子彈。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丁學良稱此書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書」。他說：「我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書評，因為沒有時間。可今天，在回顧中國改革發起30年的時候，我卻要破例寫一次，因為《墓碑》太有價值、太有意義了…。」

丁 學良指出，此書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幾家大報刊即用嚴肅書評予以反應，對它評價極高。他也認為這是他20年來所讀到的研究「大躍進」著述「最全面、最實 證、有最多第一手資料和最多細節的一部傑作」。儘管他一直關注這方面的資料，但這部書「依然讓我吃驚─有些細節我都看不下去，時常要放下來，喘一口氣，因 為裡面的內容太沉重了」。

楊繼繩表示，這本書題材沉重，估計出版後會讓他面對更大的政治壓力和風險，但是追尋真相的使命、反省歷史的責任，讓他「必須給自己一個交代」，也為父輩和那個時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 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 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本報記者／曾慧燕

林培瑞：应该反省的问题

-- 在纪念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研讨会上的致辞

去年六月，在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和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南加州分会合作 举办的“纪念‘反右’五十周年的大会”上，原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当年的“右派分子”杜高先生曾经引用了中国作家张抗抗的一句话：“一个不能用今天考察 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今天我们再一次聚会，为的正是负责地利用我们的今天，认真地反思和考察中国的昨天，真挚地希望神州大地上能出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明的明天。

正视和直面过去的痛苦和黑暗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都身处日常生活的惯性之中，对回顾以往的痛苦，人的心理具有各种抗拒和规避的本能。但张抗抗说得对： 正视和直面过去有必要，也能起一种不可缺少的治疗作用。在这方面，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是个有奴隶的社会。甚至到今天为 止，奴隶社会余波引起的各种有关问题还没有彻底地消除。但同时，我们也得承认，美国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不少的进步。有进步的地方是因为通过文学作品，新 闻媒体，公开演讲，法院的裁决等等的渠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能够正视和直面奴隶社会的丑恶，也就能够较快地治愈过去的病态。

二十世纪是个血腥世纪，它的历史上有不少其他的例子，不少要求民族反省的问题。大的例子包括德国，日本，前苏联，南非，中国；中等大小的例子包括亚美尼 亚，智利，柬埔寨，塞尔维亚，卢安达；较小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别的。民族反省的历史记录呢？大的例子里面，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比较漂亮，南非对以 往的种族歧视问题的反省也做得相当好，日本对以往侵略战争的反省在不好不坏之间。可惜中国对共产主义罪恶的反省相比较之下显得最差。毛死以后“伤痕文学” 开了个有希望的头，但在共产党的压力之下，没能深入，只好在表层上停滞。往后，不管是中国的文学，媒体，课本，博物馆，甚至网络都禁止正面考察过去，不允 许深入的反省。中国人只能认同一种畸形的文化定位。

产生这个局面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执政党认为正视和直面自己的过去的历史错误和罪恶会影响自己当前的稳定和自己将来的利益，因此禁止任何公开的研究和讨论。

我们的这次会议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我们的大前提不是任何政党的利益，而是全体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回顾共产党的历史罪恶是有必要的，这不仅因为同一个政党的 后代还在执政，对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和罪恶还坚持不作负责任的反省；还因为认真地反省对中国老百姓的精神面貌的发展也极有必要。有人说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是 个大分水岭,以前以后都绝然不同，可是历史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毛时代的极端“节欲”与现在普遍的“人欲横流”之间没有反弹关系吗？毛时代的“一切为集体” 和现在的“一切为个人”也没有物极必反的关系吗？在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中、极力推崇“卑贱者”和今日的残酷鄙视社会底层的人也没有“矫枉过正”的微妙关系 吗？毛时代的“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跟今日“愤青”的狂热民族主义到底有没有令人深思的牵连？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是”与“否”的问答题，而是需要很 多深度反省和研究的问题。共产党不允许研究这一类的问题，但我们的会议绝对地欢迎和鼓励。

今年是大跃进的开端的五十周年。我一直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相比之下，把大跃进看得不够重要。仅以非正常死亡率来衡量，大跃进--大 饥荒中死去的无辜的中国老百姓的总数要比文革死去的总数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话，这个比率自然还更大。但谴责大跃进的文字也一样多二十 倍吗？很可惜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肯定有很多，但其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跃进—大饥荒中死亡的人绝大多数是文化水平低的农民？他们自己较难发出声 音？知识分子作家是否更愿意写知识分子的悲惨故事，也就是以反右和文革为背景的故事为主，而农民的故事不那么能进入他们的心里去？我们在反省的时候，这恐 怕也是一个应该反省的问题。

我今天向大家道歉。因为在加州大学有无法更动的教学任务，以致我无法来西东大学和纽约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但我由衷地感谢各位不远千里而来的朋友，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朋友。我也非常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和其他为了这一会议的顺利召开作了大量工作的朋友和同事。

祝会议圆满成功！
（原载《争鸣》杂志2008年11月号）



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校长专任讲座教授
The Chancellor’s Chair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董事长
Chairperson of the Board of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图片】大饥荒30年改革30年国际研讨会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负责人宋永毅主持会议



















美国西东大学校长致辞



















左起：西东大学校长、教务长、商学院院长、教授尹尊声



















原新华高级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



















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姚监复



















左起：尹尊声、李若建、于习广、文贯中、Lillian M. Li



















夏明在讨论中发言，前排中坐者为胡杰



















丁抒在讨论中发言



















左起：杨继绳、王丹、宋永毅



















左起：陈奎德、张跃宏、金和辉、王东渝



吴国光




























刘军宁



















陈意新



















宋永毅在发言
























胡平
























朱学渊
























李若建



















任不寐



















左起：杨继绳、文贯中



















左起：金和辉、王东渝、于习广



















会场一角



















左起：秦晖、严家祺、卢跃刚



















严家祺在发言



















崔卫平



















卢跃刚




















王军涛





































与会者在西东大学留影




































部分与会者在美国西东大学校园

曾慧燕拍摄会议照片

补天与变天：中国改革的事实与价值（刘军宁）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中国大陆学者刘军宁博士，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补天与变天：中国改革的事实与价值』。

【刘军宁】我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选定这样一个题目，我觉得在座的，尤其是从国内出来的朋友，起码是三十年改革的亲历者。我本人是亲历者，又是观察者。当然有 很多朋友还是参与者。我们脑子里面全部都是史实，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讲无数的史实。但是对我的挑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改革推的远一点，然后把改革 看得更整体一点，更透一点，然后看到一些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以前没太注意到的一些方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改革自身，以及中国的认识。

我讲的话可能口水比较多，事例比较少，因为我假设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有些判断我可能举不出例子，但是大家可能会比我举出更好的例子，所以我的话不会涉及具体的例子。

我先从红色中国一九四九年掌握政权到今天二零零八年，这样四十几年的一个分期开始说起。从一九四九年到二零零八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大的两个阶段，一个是 前改革阶段，一个是改革阶段。那么到今天还属于改革阶段，但我们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死亡了，但是还没有人正式宣布中国的改革已经结束。当然场下的观 众都宣布比赛结束了，但裁判和踢球的人还没有宣布。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这个很简单，一九七八是三中全会，一九八九年是「六四」，待会儿我解释，我理解的这个分水岭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阶段是一九八九到二零零二年，为什么到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二年是「十七大」，胡锦涛上台宣布说：要搞科学发展；要搞和谐社会。我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 是说：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的发展观不科学，因为邓小皮平的发展观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不和谐，所以胡锦涛要搞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是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 的一个，说轻一点是调整，说重一点是否定。所以说从二零零二年在官方已经间接宣布了，邓小平所干的这件事，基本上是画了一个句号，只不过没有很明朗。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二零零二年到今天，到今天会延申到未来的哪一天，我个人不知道。

改革的第一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我把这一阶段的改革叫做一种「补天」的改革。这是什么意思呢？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整个中国人（几乎很 少有例外）有一个共识，就是通过这样的改革，可以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可以把这个「天」的大的漏洞全部补掉。不需要通过换「天」，中国就会达到一个现代 化；就能够把中国原来所展现的重大危机给它克服掉；中国会平稳的转向一个新的、美好的社会。这有两个标致，一个是一九八四年北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我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发的；还有一个不太被注意到的一个证据就是施光南的歌，施光南的歌是一个非常正面，非常向上，非常光明，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一个体制内改 革派的歌声，所以到一九八九之后再也没有施光南这样的作曲家了，因为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作为「补天」的改革刚出来的时候是有争论的，而这个「补天论」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那么很显然，如果要是毛泽东继续还活着，假如毛泽东一直活到一九七九 年，就不会有三中全会这样的改革。毛泽东肯定认为这个「天」是不需要补的；甚至认为这「洞」还不够大，天下还不够乱。毛泽东的看法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 治」，毛泽东认为这「天」没事。另外还有一些人也认为「天」不要补，比如说陈云。陈云认为你这个改革，你这个补「洞」，可能是在捣「洞」，是在挖「洞」而 已，你不是在补「天」，而是在「天」上捣个窟窿。

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比较有争议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有人说林彪「五七一工程机要」里面就包含着私有化方案，我没有仔细研究我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就是华 国锋，华国锋会不会搞改革，我个人也不知道。但我觉得也没必要深究，既然这个事情是邓小平干的，而且是一个不可逆的事件，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功劳，或者是其 他的非功劳都积在邓小平头上，给这个「补天派」的改革贴上一个邓小平的标签。

作为「补天」的改革在中国的出现，是邓小平发现原来这个旧的「天」虽然还行，虽然换不合适，但是有很多「洞」需要补，所以他决定发动改革来「补天」，这是 他的原因。那他的使命是什么呢？用一句官方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是对「补天」的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解释。他的方法是什么呢？方 法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发展经济这一件事情，作为全党工作，全国人民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他要做到的一个事，我觉得严家祺老师的一个表达很 好，不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是在共产党专政下的，有限的、不自由的、扭曲的资本主义。官方的表达法是「有中国特色」，这是一九八九年以前作为「补天」的改 革。

那么一九八九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既然这个「天」要补，全国人民就开始群策群力，开始想各种办法。一个是参与，一个是想办法来试图「补」这个「天」。但 是有朝一日，这些想通过「补天」的来实现中国变革的人们发现，他们没有「补天」的权力，他们提出的「补天」的措施被拒绝了，这就是「六四」。

我觉得「六四」的意义（准确地说是「意涵」吧），是告诉我们「补天」是少数人的事情。「补天」，哪些「洞」需要补？哪些「洞」不需要补？那些「洞」怎么 补？那是少数人的事情，不是全中国人的事情，不需要大家的参与。如果大家抢着参与的话，那就会遭到强制地拒绝。而且的确发生了，大家是要抢着参与，大家也 遭到了强制的拒绝。那这一结果告诉了我们，以前的这个「天」是补不了的，以前的这个「天」不仅补不了，不仅不可能补好，而且不应该补好，根本就不应该去 补。所以从八九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代新人，在座的你们都是。我把它叫做「变天论者」。仅靠改革，仅靠「补天」，已经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了；已经不足以 解决中国的问题了，所以出现了这个「变天派」。

那么这个「变天派」从时间上来说，是一九八九年直接的产物。它包括这样几类人，这几类人在八九年以前很少，只有几个，他只是一种在监狱状态的存在。因为只 要有这样的人，他就会到被关到监狱里去。那么八九年以前这样的人大量出现在社会上，包括这样的几类人，我把它做一些区分：异议份子、反对派。异议份子是跟 政府，跟统治者持不同立场、不同意见的人，他可以是比政府更正统，也可以是对政府更澈底的否定。还有一个是反对派，我把反对派和异议份子稍做一点区别。反 对派，特别是在中国的反对派，它是希望通过一种民主手段取得国家权力的人，或者是参与、执掌政府的人，我把有这样一种抱负的人，称做反对派。因为中国有很 多人是异议份子，有很多人是反对派，这两个之间有这种区别。

还有出现大量的维权人士；然后还有一个新的的社会阶层。还有更多数的人是冷默的人，我不关心是改革是「补天」，还是「变天」。那么在八九年以前，大多数人 认为自己是「补天派」，到八九年以后，一些人认为自己要「补天」了，大多数人认为「补天」还是「变天」跟自己没有关系。我想直到今天可能还有很多人是这样 认为。

我想讲讲改革的事实与价值。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别扭，我想探讨一下，中国的改革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观念？观念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发现中国的改革是基于一种共产党叫做「唯物主义」的这样一种观点，就是物质决定一切。只要我们能够造就一个物质的事实，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变化，而观念是不重要的。所以改革是基于一个「制造事实」的这样一种出发点，而不是「改造观念」的这样一种出发点。

但是我个人发现，所谓「天」嘛，政权嘛，政权是有体制之称的；而体制背后是有观念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它把观念问题忽略了，它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制造事实的 问题了。比如说很简单，追求GDP。我们不要说中国观念发生了哪些变革，政府的任务不是去改变观念，而去告诉社会，告诉你的上级，你今天的GDP的数字是 多少。你的任务就是制造事实，不要去想更多的。不论是邓小平，还有中国的「自由派」都讲得很清楚。邓小平说：不争论，不要去争论姓「社」，姓「资」。因为 这是涉及到价值问题。中国的「自由派」说：不要去考虑主义问题，这从胡适就开始了。他们继承了胡适的口号：「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但是这句话我觉得稍微有 点问题，因为你没有主义就没有问题，因为任何问题都是根据一个主义来判断才促成的。一个狗牠什么问题都没有，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主义。所以任何问题都是基于 主义产生的，当你把主义删掉的时候，一个社会不会有任何问题。

实际上这一点，改革对价值的忽略，在八九年就体现出来了。当时流行一句话到今天还在说，（我不知道我说的准确不准确），叫「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端起碗吃肉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你政府制造的事实很成功，老百姓有肉吃了，端起碗，拿起筷子可以吃到肉啦！这个事以已经到位了，可是到位了以后会发生什么 呢？接着就要骂娘了。这句话本身就讲明，改革仅仅单靠制造事实，这一点已经不够了。

那么最新的例子就是「三一四」。我没去过西藏，但是认识很多喜欢西藏的人，从跟他们交谈中我有这样一个发现：从一九七八年改革以来，中央政府拿着大量的钱 去支持西藏，基本上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不计数额，要多少给多少，那么西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西藏这些人为什么还在要求他们的那些东西？这说明什 么？说明仅仅靠ＧＤＰ的数字，不足以替代人们对价值、对信仰的追求。而改革的假设是：只要我给你一个数字了，只要你的ＧＤＰ得到了一个水平，达到了什么水 平，你的饭碗里的构成发生了什么变化，价值问题就消减了。那么今天足以证明，改革所制造的事实，不足以消减价值问题。

而且改革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这个功能以前被忽略了。那就是改革它瓦解了旧的体制的价值基础。它实质上是瓦解了。你要到中国今天去问，对旧制度，对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有没有信仰者，我想不会有几个人告诉你他是真正的信仰者。他甚至可以公开的告诉你，他不信仰，或者不怎么关心。所以改革的发起者意料之外地 消减了旧的体制的价值基础，但是改革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这就是改革的问题。改革以制造事实为使命，它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当它制造了事实以后发现，问题 不仅还在，有时候甚至还更加严重。

改革的归宿是什么？改革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我个人判断，在中国改革是肯定要改的，但最终改革肯定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是一个不可能有结局的，不可能达到目地的这样一场社会变革。原因很简单，就像 「变天派」所主张的，这个「天」是不可补的，也许在上面打的补定太重，它会把「天」拉下来，所以你补也没有用，不补你也没有用。其实中国民间社会在改革一 开始就发现了。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叫做，「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这句话估计流行了十到十五年以上了吧。像当时民间社会认为不需要认何科学论证，不需 要读什么学位，就判断出改革不会有一个，像改革发动者那样所期望产生的理想结局。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我对这句话的认识，稍微有一点点深化，这深化在什么地方 呢？你要等死，你不一定死的慢；你要找死，你不一定死的快。因为一开始这句话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哎呀，你是等死，你可能会慢一点；你要找死，你不是死的快 一点吗。结果可能是，等死，不一定会死的很慢；但是找死，也不一定会死的很快，就像很多小孩子玩冒险的一样。我们从这句话所反应的民间智慧来说，这两句话 给大家暗示是一样的。民间只对时间做出挑战；对于结局没有挑战。这个结局是什么，不需要我再说了吧？。

那么为什么说改革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是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的社会变革？

因为在经验上我们看不到一个先例，看不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同样我们也看不到一个共产党国家是由资本主义所领导的。这样的东西--一个牛 和虎的杂交物，在世界上不曾存在过。你也许见到过骡子；我们也许见到过狮虎，但是我们没见到过骡子，或者是牛与虎的混合物，我们没见到过。我们的经验告诉 我们这东西没存在过。第二，共产主义的逻辑和市场经济的逻辑，或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逻辑，它们不可能同时存在。在一方做出妥协之后，也许有 一个短暂的蜜月，但是他们不可能长期的白头偕老。经验告诉我们，我没见过这样白头偕老的先例。我讲的是从目标上来看；从内在逻辑来看，改革是不可能完成 的。

从方法上来看，我觉得是，现在的这个改革方法，大家也讲过很多，我只用一个，叫做：政治上等死，经济上一点点放活还不是放得很活。其实中国的经济跟中国的 政治一样，在很多领域都是受到很严重控制的。只是大家好像看到经济似乎活一点，政治似乎不太活一点。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是同步的，比如你看中 国的方便面价格、石油价格、任何价格都受到管制。但是政治领域里面，你也可以找到很多自由，你私下你在饭桌上随便怎么说，甚至在博客里面随便怎么说，最多 给你删掉，不会有人追究你，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大概是同步的，不大存在政治改革滞后的问题。至少这个差别不是很大。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从方法来说，它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它用制造危机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它每一个改革都试图解决一个已存在的社会危机，但是这个方法本身，又带来 了新的危机。因为这方法本身是不澈底的。但是它对支持者来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可以提供一个误导的解释。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中国的腐败，你要看看中央 纪委里面的决议，它说，中国的腐败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造成的，主要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遗毒，可是这些共产党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他们一天资本主 义的日子也没过过，他怎么会被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所腐蚀？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很多人提到两极分化，共 产党认为两极分化状况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其实我们看到，两极分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而恰恰是政治制度有问题才造成两极分化和腐 败，而不是市场造成的。那么当在中国统治者暗示的是资本主义改革造成两极分化的时候，他赢得了很多很多海内和海外的掌声，这样他可以在私下窃笑了。

最后我想谈三点，一个谈谈「补天派」的前景；一个谈谈「变天派」的前景；当然再谈谈中国的改革情况。中国「补天派」的前景，就是中国改革的前景，也是改革 所要改革的体制的前景。但是在我看来「补天派」，尤其是经过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补天派」他代表的是一个过去了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也跟一些 跟我认识的体制内的一些朋友交谈，他们私下也很开明。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补天派」，他们不想「变天」。可这个不想「变天」并不代表他们是一个信仰问题。 那我问他，你为什么是「补天派」的呢？你觉得这「天」可补吗？他说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是如果这「天」塌下来了，会砸死多少人。所以从我的情感上来 说，虽然这个「天」很塌，但我不希望它塌下来，因为这「天」砸下来会伤人。今天的「补天派」和八十年代初的「补天派」的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不是基于 「天」可补否，而是怕被这个「天」砸到，他已经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补天派」了。当你问他，如果你要是「补天派」的话，你愿不愿意为补这个「天」做点什么？ 他说，很难，我不想做什么。他只是一个情感上的「补天派」。

最近北京开始「整党」了，这些体制内的「补天派」都要参与整党。你问他们喜欢「整党」吗？喜欢听五个小时的报告吗？他们肯定不愿意。你要说出去玩玩也许还 行，你要让我回家写「整党」思想报告，他不愿意。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补天派」，同八十年代初的补天派已经发生变化了，虽然他们在人数上还是非常非常多。

那么「变天派」的前景，我觉得「变天派」代表的是中国的未来。因为他对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至少他们有一个共识，认这「天」不可补，而且事实证明也是这样。

那么在中国今天「变天派」面临的困境就是，他们有明确的方向、坚定的信念，但是他们却没有作为的空间；他们有突破的方向，却没有突破的能力，这也是中国目 前的僵局所在。不过好在，从我在大陆所感受到的，「变天派」的人数，在以一个非常缓慢的速度在一天一天的增加。也许像严老师说的那样，有一个大事件，他就 会多很多；有一个小事件他就会少一点；如果完全没有事件，大概就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了，所以需要有个事件来开启大家。

最后我想说一下改革的情景，我觉得改革的中国没有前景，中国的前景在于改制，而改制的前景就在于回到价值上来，回到改革所回避的价值上来。谢谢大家。

【编者注】作者简介：刘军宁，安徽人，一九六一年出生。一九九三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二零零二年，因被举报在北大演讲中宣扬自由主义，被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开除。刘军宁被称为是中国大陆年轻一代政治学 者中的领军人物，着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着作。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新唐人 http://www.ntdtv.com/xtr/b5/2008/10/23/a212638.html#vid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