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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8日星期四

王天成: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




学者:王天成【作者简介】王天成,宪政学者,前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曾因参与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入狱五年,二零零八年一月赴美,现为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学者拯救基金资助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 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 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美哥比大人研究中心者王天成,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

在这里,主要是想检讨一下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流传于我们中国知识份子中间的一种观点,也就是渐进民主观点;这个检讨也可以说是我们知识份子自我的一种批判。我检讨这一观点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它,尤其不意味着要鼓吹暴力革命,只是觉得它确实有些方面需要检讨。

渐进民主这一主张,它发展于八十年代的后期,八九年以后也就是到了九十年代,逐渐成了许多知识份子的共同看法。八十年代后期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经常议论的 一个话题,就是政治现代化的不同道路,比如说英国的道路、法国的道路、德国的道路、日本的道路等等,人们开始反思卢梭,反思法国革命,也兴存了对英国道路 的偏爱,在人们的眼中,法国革命是浪漫主义、是流血、是暴力革命;英国的道路是渐进改革、是民主宪政的成长和巩固。

一九八七年这个包遵信、金光涛等先生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出了一本书也就是钱乘旦大教授和陈意新教授,陈意新教授今天在这里,《走向现代国家之路》,这本 书把英国的道路概括为渐进改革之路,是“改革、改革、再改革”,法国的道路为人民革命之路。但是,八十年代更有影响的一种观念是政治改革要与经济改革并 行,认为政治不民主经济改革不可能公正,商品经济或者是市场经济秩序不可能最终建立起来。

八九年的学潮其实也和这一思想有直接关系,与此相对立的是当时沸沸扬扬的新权威主义,主张威权政府加经济自由,先推行经济的自由化,经济发展后再向民主转型。八十年代后期这些思想,在座的许多专家应该比我更清楚,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乳臭未干的学生,我就不多说了。

八九年的六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在接下来的多年中间,不仅官方不再讲政治体制改革了,民间思想也转向了。渐进改革,或者说渐进民主正式浮出水面,变 得越来越流行。八十年代很有影响的学者,李泽厚和刘再复两位先生一九九六年在香港出了一本书,大家知道也就是着名的《告别革命》,认为中国经历的诸如辛亥 革命、五四运动、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及八九年风波的激进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因此中国需要的不是激进改革,而是渐进的改良。也就是说不仅要 告别暴力革命也要告别激进改革,而只要渐进的改良。

渐进的改良或者说渐进民主思想的主要参照性是英国道路,认为英国自由民主政体是通过不断改革形成的,是在历史的岁月中逐渐演化成长起来的。它的反面教材是法国革命,是法国革命的血腥、恐怖和动荡。

进入九十年代后,也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在国内的风行,自生自发秩序观念的风行,也为渐进民主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注脚。所以 最极端的渐进民主主义者甚至提出,渐进民主是问题而不是原则为导向的,是没有蓝图的,只要针对问题一点一滴的改就行了。在我看来呢,认为渐进民主道路不应 该以原则为导向,已经陷入自相矛盾,因为渐进民主这四个字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原则、包含了一个目标、一个蓝图,也就是民主。

我本人对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法国革命的一些批评也是认同的;但是我对这些年来国内流行的这种渐进民主论调,确是感到不太安或者说非常的怀疑。我并不是要简单 的否定渐进民主的思想,例如渐进民主这种思想正确的看到了,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建成民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它需要一 个过程,我们不能太急躁。我也理解提出渐进民主思路的背后的苦衷,因为这样一种对官方没有急迫危险的观点,更容易得到发表,也被认为更容易被官方所接受。 中国知识份子是最爱讲策略的,老是考虑官方能不能接受。但是渐进民主论者,他们希望尽可能平稳、尽可能少震荡,或者没有震荡的过度到民主,这种愿望也是值 得理解的。

不过我认为国内的渐进民主思想的确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检讨,这里我就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渐进民主论者,将英国道路概括为渐进改革之路,是片面的、浪漫的,是对英国道路有意无意的误读。英国民主自由政体的形成,的确经历了许多次改革,经 过相当长时间的演变,但是不能把英国的道路简单贴上渐进改革的标签,那是对英国道路的歪曲。英国宪政的历史有两个关键时期,一个是十三、十四世纪,另一个 是十七世纪;两个时期都使用了武力发生了战争,否则关键的改革是不会发生的。一二一五年大宪章的颁布,是英国革命的开端,是英国由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转变 的正式开始。

但是大宪章并不是当时的国王约翰王主动的、愉快的签署的,是英国贵族起义,披坚带甲攻进伦敦强迫他签署的,是约翰王向贵族的投降协议书。此后约翰王在世和 约翰王过世以后,又发生过数次战争,因为约翰王和继任君主想撕毁大宪章,他们要摆脱这个束缚。经过多次战乱以后,贵族认识到不能靠战争、靠武力这种手段, 它不是常规的、依赖的手段来约束国王,他们转而加强议会,进行制度建设。这样英国才开始了政体转型,为君主立宪制的成长和完成开辟了道路。

十七世纪是英国议会地位和分权政体罪证确立的时期,议会的军队俘虏了查理一世送他上绞架。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是不流血的,但议会选择的新君主威廉不率领 荷兰军队登陆,詹姆斯二世他是不会逃亡的。一六八八年之后英国就再也没有发生革命,英国宪政的大原则已经确立,不需再革命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准确的说, 英国的道路是“革命、改革、再革命、再改革,直至不需要革命,而深化改革”。我这里并不是要鼓吹暴力革命,我再说一声,我要说明的只是渐进民主论者以渐进 改革来概括英国道路,这样去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是不成立的,是一种虚构。

第二、我们思考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的时候,以英国道路为主要参照系是不合时宜的,可以说是一种时空错乱。我认为更有价值的参照系是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我们所处的时代跟几百年前的英国是很不相同的,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和政体形式也和当时的英国很不相同。
我在这个地方老是在谈英国,因为英国对中国知识份子确实影响太深。我是刚从国内出来不久,到美国来也就是几个月,在国内很多知识份子、很多学者、我们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谈到英国的道路、英国的道路…,我都听得太多了,所以我这里也是谈英国道路多谈点。

英国的宪政史主要是英国议会的成长史,也就是代议制政体的成长史。英国议会最早是贵族组成的,当时的英国这些贵族,他们是主要的纳税人,他们有兴趣也有力 量增加议会的权力,巩固议会的地位,也就是说,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政府中间也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去削弱君主政体,向宪政政体转变。

但是我们现在谁能在我们的政府中间找到这么一种动力呢?你想一想,我们那个全国人大,它的代表70%以上是官员,他们就是吃纳税人纳的税,你纳的越多越好,他越舒服!在我们的政府中间你是找不到这么一种动力的。

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中世纪的时候,像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曾有类似于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等级议会。英国现在的宪政政体,也是由这个等级议会演变过 来的,当时欧洲大陆很多国家,法国,西班牙,都有那种等级议会,在中世纪的时候。但是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其他国家都变成绝对君主制国家,只有英国走向了 另一条道路,完成了宪政转型。我觉得英国道路它是一个奇迹,它绝对是一个奇迹!只有英国做到了这一点,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不可模仿的。

所以我们与其把眼光盯着古老的英国,不如多注意一下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多关注一下在那些地方民主转型是如何发生的?民主是如何巩固的?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 年代,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有六十多个国家民主化,使得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总数达到了3/5。在这60多个国家中间,如果按转型前的政体类型来划分,主要 是两类,一是威权国家,二是后极权国家。我们现在这个国家,中国是极权国家还是后极权国家?我想是这两类中间,更多的人认为它是后极权国家。

第三点、渐进民主论的心理基础是害怕乱、震荡,希望尽可能平稳、少震荡的过度到民主。如果历史给我们这种机会,我们最好能抓住不放,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个 常识,要经历转型不可能不发生一些震荡和纷乱,我们须要勇气去面对某些纷乱,要有勇气闯关。这方面,我特别怀念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有闯关意识,知道改 革要有阵痛,但是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意识消失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份子精神萎靡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振奋这民族精神,怯懦的民族是 不会有自由的!托克维尔说过民主是在混乱中成长的,只有成长起来才能享受到它的好处。我们要相信自己,有些震荡是我们能够承受的,要分析一下那些震荡是我 们能够承受的,那些震荡是需要避免的,看一看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所经历的转型、震荡,其实没有多少是我们不能承受的。

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现政权主导,开放政党竞争、自由选举。二是现政权倒台,临时政府主导。三是各派力量签署协议合作,推动转 型。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六十多个国家完成了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他们都已经过关了,不必再担心会有大的动荡,我们还躲在后面不敢动,东欧国家现在有的已经 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

第四、渐进民主把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这需要一个有长远眼光,相信自己能够稳定局势,愿意分步骤、分阶段放开的政府。现在这个政府是否是这样的政府?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展开说好了,提到这个政府我的情绪也不太好。

最后我谈谈我对中国转型的一个看法,现在很多渐进民主论者,他们的渐进民主论中间,是没有开端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渐进民主是不需要计画的,它会自生自发 地发生。但是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开端,这个开端它不是一般的开端,必须触及政体的性质,必须让这个政体变质,要从这里开始,要不然是没有意义的;你东改一点 西改一点不重要的,你改的再多它也不能拼在一起,也不能构成一个民主政体、宪政政体。我主张如果我们能分步骤、分阶段去转型的话,这个转型从地方自治开 始,台湾的转型是比较平稳的,它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国民党在台湾先期推行了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它是全国立宪政治的基础,这一点,在我们清朝末年 戊戌变法的时候和清朝预备立宪的时候,许多人就已经意识到了。孙中山先生后来也一直是持这种观点,国民党也是持这种观点,很重视地方自治。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空谈渐进民主不如多来鼓吹鼓吹地方自治,当然共产党它也有可能不听,你不听,但是我要鼓吹,我也要制造一个舆论,你引导舆论,你注意舆论导向,我们也得注意一下!谢谢大家!

转自新唐人http://www.ntdtv.com/xtr/gb/2008/12/11/a232330.html#video

2008年11月23日星期日

王军涛: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

新唐人电视 www.ntdtv.com 2008-11-16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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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中国宪政协進会理事长王军涛,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

【王 军涛】大家好!今天,我主要想讲一下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做「比较政治」研究的人都知道,在讲中国政治发展前景的时候,刚才王丹说一个叫「不确定」性,其 实也不是中国的政 治发展是「不确定」的,从「比较政治」的眼光看,整个人类的包括现在政治的道路走的好的国家和不好的国家,其实在每个「转型」关头,他们的前景都是不确定 的。

那么讲中国政治的发展前景时,其实我们讲的是个「转型」前景。也就是说,中国政治现在是从邓小平的模式开始的,现在这个模式暴露了 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 是什么?出路是什么?解决方案是什么?中国各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跟海外华侨的思想状况形成非常强烈的反差,海外的华侨在这儿讲,中国有一个「强国 梦」,包括这次「汶川地震」之后,在那天安门广场上喊出像「汶川加油」!「四川加油」!「中国加油」!但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事件,就 把这样的一个「梦」给粉碎了。让他看到了后来的「奥运会」也没有把这个「梦」延续下去。中国出现的像「甕 安事件」丶「杨佳袭警案」丶「东海油田」,还有最近的「毒奶粉」,把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那么中国人都在想,中国的下一步要往哪儿走?

从 「比较政治」的观点看,中国下一步往哪儿走?你要先确定决定中国发展的一些因素是什么?我觉得中国人在「后八九」时期有一个很大特点,喜欢说我们不要讲 「浪漫」的感情,而是要比较理性的丶现实的丶科学的来看待发展问题。于是提出很多关于发展的条件,比如政治改革条件丶经济条件丶社会条件丶文化条件,我跟 你说,从「比较政治」来看都是「瞎扯」。这些人没有真的研究过具体「转型」,却在那里作为教授胡扯八道。他们没有去真的研究在国外多如牛毛的这种「转型」 的研究。

那么我想今天讲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转型」的起点是「邓小平模式」,什么是「邓小平模式」?它是怎么来的?它的主要内 容是什么?它现在主要问题是什 么?我这里不是讨论海外华侨和海外人怎样看问题,而是讨论在中国国内各界所看到主要问题是什么。第二个我想说一下,围绕着「邓小平模式」所産生的问题,中 国人已经提出来的政治发展前景有哪些?就是替代邓小平的「政治模式」有什么?第三个呢,决定这些模式的因素是什么?那么第四个,从这些因素出发,如果我们 做一个考察看一看,比较可能出现的前景是什么?最后我想谈一下,中国做一个民间运动它的「盲点」和「误区」,如果他要承担起推动「转型」目标的话,他的 「盲点」和「误区」是什么?

第一个什么是「邓小平模式」?「邓小平模式」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威权模式」,一开始的时候邓小 平的模式提出是从「毛泽东模式」的失败开始,七十 年代中期,当邓小平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是百业凋零,按照官方说法,国民经济快破産了,各方面问题非常严重!所有人都知道,包括当年狂热的跟着 毛泽东革命的,像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那么都已经知道这个模式不能继续了,中国要走一个新的路。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登上舞台, 当时中国人提出了大约有两种思路,一条是全面改革的路,说是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是政治的,主要的「灾难」还是政治性 的,所以要改政治体制。还有一种路就是邓小平的路,但是邓小平一开始是举棋不定的,虽然他也强调中国有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但他还是在七十年代末丶八十年代 初和八十年代中期,几次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而且在1989年学生走上街头的时候,许多人是举着邓小平的语录作为他们的政治诉求的。

但 是1989年 的时候,邓小平下了一个决心,这就是真的就开始实施他的「威权主义」的模式,说到底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然他说的比较好听,「中心」就是 为了发展经济,一方面要讲「四项原则」,另一方面要讲改革开放,但是实际上从发展主义的观点看,共产党的「四项原则」是四条棍子。其实,邓小平对意识型态 没有任何兴趣,现在对邓小平意见最大的就是老共产党人,是老「四项原则」的主张者。实际上,邓小平用「四项原则」作为四条棍子,去维护政治稳定,用政治稳 定来保障一个经济改革和开放,然后促進经济发展。

邓小平认为中国人的问题很简单,就是穷。只要发展富起来了,那中国的问题就都好办了, 中国人就是想富,其他的那些对中国人是不重要的,什么宗教呀!文化呀! 刚才谁讲的,说邓小平是没文化的,的确是的,他的没文化是从骨子眼儿里这样看的。他是真的不懂人除了吃饭之外还要别的,他不懂人需要精神世界,不懂有的人 还以为在这个「此岸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彼岸世界」。这就産生了冲突,他认为所有讲这些的人,只要影响了我的稳定和发展,都是捣乱,都是要加以镇压的。这 就是邓小平的模式。后来他这个模式他决定了之后,但实际上他本人并没有提出具体细节。到了江泽民时期才开发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实际上是在一个市场化 丶全球化和资讯化的时代,怎么建立起一个共产党的治理和控制模式。这个模式我觉得到了江泽民的后期,站在共产党的角度还是比较成功的。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 代在中国独立的民间精英,在谋取个人发展机会和财富的时候,能够自我的服从丶尊重和支援中国这些政府的、党政的、各级的决策,不仅是他的制度的利益,而且 各层领导的腐败的利益,跟他们做交换,来换取自己的发展。

那么到了胡锦涛时期呢这个我后面再谈。这个模式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之交的21 世纪之初的时候,産生的问题非常严重了。一方面中国确实获得了一定经济发展,国际名声得到一些改善;但是另一方面腐败丶权钱交易丶社会分配不公丶全社会暴 力泛滥、社会治安恶化、环境恶化…,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表现出来,而且这些问题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没有人相信他能解决,看不到任何可以 解 决的迹象。

去年的一天,就是去年开包遵信的追悼会的时候,国内来了一个学者,他说这十年中间,不光是政府丶独立的民间企业提了大量 的计划,这些计划不仅给中国人提,也给国外各基金会提,所有计划的申请报告都是非常好,最后总结报告也很好,但是一个现实是,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十年,他 们的工资涨了丶地位提高了,获得了社会这种尊重之后,所有的问题都更恶化了,而且未来十年会更恶化。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说,这就是「邓小平模式」让中国付 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人们到了「毒奶粉事件」出现时,已经很难容忍!

那么怎么替代「邓小平模式」呢?现在我觉得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 种看法就是「胡温」的新政,他们是主张在邓小平的现有的和江泽民现有的政治遗産的基础上,继 续强化共产党的国家的现行的治理模式,来试图解决现在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对党员進行干部教育和一定纪律的惩戒,但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其实胡耀邦时期也没 搞通,那时候整风就是「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那时候就搞不通了。现在这个队伍腐败到这种程度了,那么多的利益在里面更搞不通了。

第 二个模式就是「老左派」的模式,他的所有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要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这个事就好办了。但这个路不仅是在一些知识青 年份子中有影响,而且现在确实对中国的底层大众有一定感召力,因为对大众来说除了邓小平之外就是毛泽东。因为共产党封锁资讯,虽然精英知道还有别的选择, 但中国的大众其实所知道的能替代的方案就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里边在选择,很多人现在都往毛泽东那「回归」。

第三个就是「宪政民主」派,他说现在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党和国家的权力太大,这个党和国家的权力太大的时候,在出现这么多利益的时候,必然就是腐败的造成很多问题。那么出路就是建立「宪政民主」,限制党和国家的权力,党和政府要对人民负责,要确保人民的各种权利。

第 四个路就是「新左派」的路,「新左派」的路说到底,他认为産生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现代化」中的失误,他讲的过去「毛泽东时期」的失误,他在这地方有美 化「毛泽东时期」,「毛泽东时期」的失误就在于讲「赶超」,他采取的一些政治运动方式,但是他的动机是好的,所以叫「赶超」,那么造成一些灾难。现在的自 由主义的精英提出的模式,是对学习西方自由民主的问题估计不足,所以导致了现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建立一个全能的丶理性的丶现代化的国家,包括 他的政策,来解决问题,包括什么扩展政府的福利计划呀等等,

就是这四种道路在「竞争」中国的前途。

当然还有一种「激進主义」的,恨不得就是把所有现在文明建设都砸烂丶销毁这么一个报复性的心理。

但 是决定中国「转型」是什么呢?并不是像中国某些学者说的什么经济呀丶社会呀丶文化条件,这些东西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已经全部否定掉的。这个东西或许对 「转型」成功的概率有影响,但是不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转型」,也不决定这个国家「转型」是不是成功,就像你谈「市场机制」需要什么条件,你在「转型」发 生之前不知道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一样。那么在这里面真正起作用就是政治「搏弈」,就是说参与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各种力量,他们想要什么制度?他们之间是怎么 「交手」的?在这个「交手」过程中互相的战略、策略是什么?怎么去赢得大众支援的?

我觉得按照第三波的民主化规律来看,一般的「转型」 规则是这样,当一个「危权政体」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些问题会引起社会上的精英的焦虑不安和他强烈的 反抗,在这种反抗中间,朝廷发生了分化,一部份温和派主张用改革开放的态度,而且温和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意见,还有一部份鹰派就主张采取镇压的方式。

另 一方面在民间精英中的反对派,他也有两种路线,一种是采取激進的方式,彻底摧毁现有的权力结构,另一种主张去由回应这个权力结构中的要求改革愿望,这是比 较主流性的一个看法,那么在形成这种互动过程中,一个和平开放「转型」的过程,应该是在朝廷中的温和派和民间运动中的理性派進行良性互动,导致一个和平开 放「转型」。

但是,这样一个「转型」没有在中国发生,因为这种「转型」一般来讲,认为有三个契机,第一个契机就是战败,就是你在军事上 失败,比如说像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 群岛被打败,你战败了,你就改革了。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失败和治理的失败,像第三世界国家很多起诉于「石油危机」之后,导致经过一串的连锁反应之后,导 致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财政几乎的破産,这时候世行迫使他们经济改革之后,然后就发展成政治改革,再加上西方社会中影响。还有一种是继承危机,就是当这个最高 权力出现继承之后,就要進行争夺权力。

在这个解释模型中,不假定你对民主有偏爱,不论是民间还是执政者,只假定你是理性的,想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就是你在历史上想变得更重要,这一点就可以导致他之间的互动作用,把这个社会的主流逼上一个民主化「转型」的道路上去,他有一套解释机制。

但 这个事情没有在中国发生,一九九七年邓小平死的时候,中国的所有问题都非常严重,就是我们说的能够在别的国家导致「转型」的问题都很严重,但是中国没有发 生「转型」。原因很简单,这还不是在华侨中,就是在中国大陆精英中,刚才王天成先 生讲到的那种「保守政治心态」,你看在所有国家导致该「转型」的,存在这么多问题的,跑到中国精英那去成为不能「转型」的理由,担心一「转型」就崩溃了! 你再看当苏东垮台的时候,别的国家知识界的和精英都觉得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精英却普遍得出结论,千万别「转型」,那个转型要 一发生的话,真是灾难!这样一个保守心态就使得中国在二十世纪最后的时候,痛失和平「转型」的良机。

往下走,我觉得中国精英之所以选择 了这样一个保守心态,它中间有几个思路,昨天有个朋友讲到了,像萧功秦先生认 为,浪漫的理想主义导致了中国八十年代的精英主张「转型」者。昨天,我们也有朋友讲到,在八十年代,比如谈到像新闻界,也有一个浪漫的理性,其实我觉得那 种理性是常识理性,谈不上浪漫主义。你真的看一看,你把美国的新闻记者丶美国的学者与中国的学者、中国的新闻记者比一下,人家在强调专业素质的时候,一点 都没有放弃对美好社会的追求,而且人家在强调专业的时候,首先警惕的就是对政府的暴力,政府的滥用权力,其次才是民间的非理性。但是中国全反过来,全是在 政府多荒唐、多霸道时,他不管。他天天在讲对民间的非理性和暴力倾向的这种忧郁和顾虑,以至于还杜造出一个「和平渐進」转型的「乌托邦」神话。这里最大的 一点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对大规模政治风潮的那种反感,一种惧怕!

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转型」不伴随大规模的政治风潮!他们不说英 国道路那些内战。我们就说那几次内战,第一个国王头是被砍了,而那个「光荣革命」是国 王跑了,不跑可能照砍他的脑袋,因为他是有通敌罪嫌疑啊,他要不跑呀,照砍他的脑袋。后来英国人在国内最讲道理的那个时候呢,他们在海外打遍了全世界,他 讲道理的前提是,你讲理我讲理,你不讲理我马上就打,只要你回头来讲理我就再跟你讲理,你看「鸦片战争」就是这样,我先跟你讲理,你不讲理,我就打,打完 之后你愿意讲理我就谈一会。当然那个时候中国还不会用这些讲理的机会,其实这个赔款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你是可以在英国起诉它这个政府的。我们后来在「八 国联军」时,就是这么正式起诉了美国了,然后吐出了一些钱,就搞「庚子赔款」。吐一笔钱,资助了我们去搞那个留学生计划,后来我们就在这计划中培养出了人 才。据说,两弹一艇的人才都与这个计划有关。

我想讲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看,绝不是八十年代的知识份子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性, 其实是现在的中国的精英,普遍的相信一种和平「转型」的「乌托邦」 神话,没有一个国家「转型」是像他们这样想象的,像一个社会整齐的迈着步伐,通过精心设计的路,统治者有一个什么善意,然后「转型」。不是的!所有的「转 型」,你看研究「转型」的书,你看那些「转型」的故事,即使卡洛斯国王在西班牙发动的「转型」,国王发动的「转型」,它都是伴随着大规模政府风潮的。

这 里面还有两个「盲点」,第一个「盲点」就是对于中囯共产党在一九八九年之后,重建了这一套全能主义的控制机制在中国现实中,估计不足。真的按政体划分的 话,中国现在的控制机制绝不亚于希特勒时期,那就还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不都是共产党把经济都公有化了,最早的极权主义也是「私有制」,承认「私有制」的 基础上,只是说不允许政治上挑战统治者。还有一个盲点就是好像中国有个「公民社会」,我讲「公民社会」在西方世界的基本概念是人民可以自由地结社,中国就 没有什么「结社权」,就不允许在共产党之外産生一个有组织的力量,怎么可能有什么「公民社会」呢?最早西方给公民社会概念作评论,就说东欧的知识份子拿它 来说事,是来给自己做个逃避场所,一方面保持自己良心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没有能力去挑战那个极权的时候,给自己搞一个「藏身所」,良心上搞一个「藏身 所」。还有盲点就是执政者的什么理性,还有在绝对主义的共产党统治下讲宪政,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胡说八道,从原来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别的国家借的一些概念, 然后就修理和压榨现实,找出一些现象,证明自己说的对,有的甚至到外国基金会拿一些钱,按照这种概念跟国外学者做一些合作,我们在国外做学问都是知道这些 学者的,西方这些学者为了发展自己的职业地位,非常的短视。

最后我想讲,如果中国真的想要走上一条正常的发展道路的话,必须要回归常 识。这个还不是王天成先 生所说的勇气,回归八十年代的勇气其实是回归常识,「英国革命」也罢丶「美国革命」也罢,都是在常识基础上展开的,那么在这个常识的基础上呢,我们不能回 避这个中国的改革。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比较好的路和改良的路就是,在一个公共事件出来之后,形成一种「公共危机」,人们认为这种「公共危机」是因为政府 制度的问题,然后爆发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在这个政治风潮撕裂了上层时,上层中开明的主张改革的,至少还有像赵紫阳那样不愿意用开枪方式把自己变成「千古罪 人」,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能够站出来和民间力量结合,这样我们就能走向第三波民主化和平主义的改革道路,这叫和平开放「转型」,没有政治风潮就没有「转 型」,别在那胡扯什么跟统治者上个奏摺,在那儿秘密召见,就可以搞什么改革。那种奏摺导致的改革,彼得大帝也罢丶什么日本明治维新也罢丶德国也罢,都不是 现实主义的思路,成功了也最后都是回归法西斯。

再一个就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如果中国的精英执意拒绝这条路的话,那就是革命和暴力。现在中国底层全社会暴力泛滥,其实我觉得,这正表明老百姓对维权哪、对渐進等等这些玩法已经不耐烦了,而现在这个框架也确实没办法消化中国存在的问题和解除他们的痛苦。

好了,我的时间到了,就到这儿。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 者简介】 王军涛,北京人。17岁时,就因参加1976年的“四五运动”入狱。出狱后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原子核子物理专业。1979年主办《北京之春》杂 志,担任副主编。1980年策划和推动首都高校学生竞选活动,并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获得北大选区第二名。八十年代中期参与创办民办独立思想智库 -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1989年因召集各民间团体组成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而被通缉。1991年被以 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3年。1994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直接要求下,从关押地点直接送往美国。1997年获得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公 共管理硕士。同年進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后获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宪政协進会理事长、中国司法观察顾问和“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联络人。

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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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日星期六

补天与变天:中国改革的事实与价值(刘军宁)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中国大陆学者刘军宁博士,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补天与变天:中国改革的事实与价值』。

【刘军宁】我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选定这样一个题目,我觉得在座的,尤其是从国内出来的朋友,起码是三十年改革的亲历者。我本人是亲历者,又是观察者。当然有 很多朋友还是参与者。我们脑子里面全部都是史实,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讲无数的史实。但是对我的挑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改革推的远一点,然后把改革 看得更整体一点,更透一点,然后看到一些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以前没太注意到的一些方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改革自身,以及中国的认识。

我讲的话可能口水比较多,事例比较少,因为我假设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有些判断我可能举不出例子,但是大家可能会比我举出更好的例子,所以我的话不会涉及具体的例子。

我先从红色中国一九四九年掌握政权到今天二零零八年,这样四十几年的一个分期开始说起。从一九四九年到二零零八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大的两个阶段,一个是 前改革阶段,一个是改革阶段。那么到今天还属于改革阶段,但我们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死亡了,但是还没有人正式宣布中国的改革已经结束。当然场下的观 众都宣布比赛结束了,但裁判和踢球的人还没有宣布。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这个很简单,一九七八是三中全会,一九八九年是「六四」,待会儿我解释,我理解的这个分水岭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阶段是一九八九到二零零二年,为什么到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二年是「十七大」,胡锦涛上台宣布说:要搞科学发展;要搞和谐社会。我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 是说: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的发展观不科学,因为邓小皮平的发展观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不和谐,所以胡锦涛要搞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是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 的一个,说轻一点是调整,说重一点是否定。所以说从二零零二年在官方已经间接宣布了,邓小平所干的这件事,基本上是画了一个句号,只不过没有很明朗。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二零零二年到今天,到今天会延申到未来的哪一天,我个人不知道。

改革的第一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我把这一阶段的改革叫做一种「补天」的改革。这是什么意思呢?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整个中国人(几乎很 少有例外)有一个共识,就是通过这样的改革,可以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可以把这个「天」的大的漏洞全部补掉。不需要通过换「天」,中国就会达到一个现代 化;就能够把中国原来所展现的重大危机给它克服掉;中国会平稳的转向一个新的、美好的社会。这有两个标致,一个是一九八四年北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我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发的;还有一个不太被注意到的一个证据就是施光南的歌,施光南的歌是一个非常正面,非常向上,非常光明,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一个体制内改 革派的歌声,所以到一九八九之后再也没有施光南这样的作曲家了,因为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作为「补天」的改革刚出来的时候是有争论的,而这个「补天论」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那么很显然,如果要是毛泽东继续还活着,假如毛泽东一直活到一九七九 年,就不会有三中全会这样的改革。毛泽东肯定认为这个「天」是不需要补的;甚至认为这「洞」还不够大,天下还不够乱。毛泽东的看法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 治」,毛泽东认为这「天」没事。另外还有一些人也认为「天」不要补,比如说陈云。陈云认为你这个改革,你这个补「洞」,可能是在捣「洞」,是在挖「洞」而 已,你不是在补「天」,而是在「天」上捣个窟窿。

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比较有争议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有人说林彪「五七一工程机要」里面就包含着私有化方案,我没有仔细研究我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就是华 国锋,华国锋会不会搞改革,我个人也不知道。但我觉得也没必要深究,既然这个事情是邓小平干的,而且是一个不可逆的事件,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功劳,或者是其 他的非功劳都积在邓小平头上,给这个「补天派」的改革贴上一个邓小平的标签。

作为「补天」的改革在中国的出现,是邓小平发现原来这个旧的「天」虽然还行,虽然换不合适,但是有很多「洞」需要补,所以他决定发动改革来「补天」,这是 他的原因。那他的使命是什么呢?用一句官方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是对「补天」的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解释。他的方法是什么呢?方 法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发展经济这一件事情,作为全党工作,全国人民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他要做到的一个事,我觉得严家祺老师的一个表达很 好,不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是在共产党专政下的,有限的、不自由的、扭曲的资本主义。官方的表达法是「有中国特色」,这是一九八九年以前作为「补天」的改 革。

那么一九八九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既然这个「天」要补,全国人民就开始群策群力,开始想各种办法。一个是参与,一个是想办法来试图「补」这个「天」。但 是有朝一日,这些想通过「补天」的来实现中国变革的人们发现,他们没有「补天」的权力,他们提出的「补天」的措施被拒绝了,这就是「六四」。

我觉得「六四」的意义(准确地说是「意涵」吧),是告诉我们「补天」是少数人的事情。「补天」,哪些「洞」需要补?哪些「洞」不需要补?那些「洞」怎么 补?那是少数人的事情,不是全中国人的事情,不需要大家的参与。如果大家抢着参与的话,那就会遭到强制地拒绝。而且的确发生了,大家是要抢着参与,大家也 遭到了强制的拒绝。那这一结果告诉了我们,以前的这个「天」是补不了的,以前的这个「天」不仅补不了,不仅不可能补好,而且不应该补好,根本就不应该去 补。所以从八九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代新人,在座的你们都是。我把它叫做「变天论者」。仅靠改革,仅靠「补天」,已经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了;已经不足以 解决中国的问题了,所以出现了这个「变天派」。

那么这个「变天派」从时间上来说,是一九八九年直接的产物。它包括这样几类人,这几类人在八九年以前很少,只有几个,他只是一种在监狱状态的存在。因为只 要有这样的人,他就会到被关到监狱里去。那么八九年以前这样的人大量出现在社会上,包括这样的几类人,我把它做一些区分:异议份子、反对派。异议份子是跟 政府,跟统治者持不同立场、不同意见的人,他可以是比政府更正统,也可以是对政府更澈底的否定。还有一个是反对派,我把反对派和异议份子稍做一点区别。反 对派,特别是在中国的反对派,它是希望通过一种民主手段取得国家权力的人,或者是参与、执掌政府的人,我把有这样一种抱负的人,称做反对派。因为中国有很 多人是异议份子,有很多人是反对派,这两个之间有这种区别。

还有出现大量的维权人士;然后还有一个新的的社会阶层。还有更多数的人是冷默的人,我不关心是改革是「补天」,还是「变天」。那么在八九年以前,大多数人 认为自己是「补天派」,到八九年以后,一些人认为自己要「补天」了,大多数人认为「补天」还是「变天」跟自己没有关系。我想直到今天可能还有很多人是这样 认为。

我想讲讲改革的事实与价值。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别扭,我想探讨一下,中国的改革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观念?观念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发现中国的改革是基于一种共产党叫做「唯物主义」的这样一种观点,就是物质决定一切。只要我们能够造就一个物质的事实,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变化,而观念是不重要的。所以改革是基于一个「制造事实」的这样一种出发点,而不是「改造观念」的这样一种出发点。

但是我个人发现,所谓「天」嘛,政权嘛,政权是有体制之称的;而体制背后是有观念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它把观念问题忽略了,它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制造事实的 问题了。比如说很简单,追求GDP。我们不要说中国观念发生了哪些变革,政府的任务不是去改变观念,而去告诉社会,告诉你的上级,你今天的GDP的数字是 多少。你的任务就是制造事实,不要去想更多的。不论是邓小平,还有中国的「自由派」都讲得很清楚。邓小平说:不争论,不要去争论姓「社」,姓「资」。因为 这是涉及到价值问题。中国的「自由派」说:不要去考虑主义问题,这从胡适就开始了。他们继承了胡适的口号:「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但是这句话我觉得稍微有 点问题,因为你没有主义就没有问题,因为任何问题都是根据一个主义来判断才促成的。一个狗牠什么问题都没有,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主义。所以任何问题都是基于 主义产生的,当你把主义删掉的时候,一个社会不会有任何问题。

实际上这一点,改革对价值的忽略,在八九年就体现出来了。当时流行一句话到今天还在说,(我不知道我说的准确不准确),叫「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端起碗吃肉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你政府制造的事实很成功,老百姓有肉吃了,端起碗,拿起筷子可以吃到肉啦!这个事以已经到位了,可是到位了以后会发生什么 呢?接着就要骂娘了。这句话本身就讲明,改革仅仅单靠制造事实,这一点已经不够了。

那么最新的例子就是「三一四」。我没去过西藏,但是认识很多喜欢西藏的人,从跟他们交谈中我有这样一个发现:从一九七八年改革以来,中央政府拿着大量的钱 去支持西藏,基本上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不计数额,要多少给多少,那么西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西藏这些人为什么还在要求他们的那些东西?这说明什 么?说明仅仅靠GDP的数字,不足以替代人们对价值、对信仰的追求。而改革的假设是:只要我给你一个数字了,只要你的GDP得到了一个水平,达到了什么水 平,你的饭碗里的构成发生了什么变化,价值问题就消减了。那么今天足以证明,改革所制造的事实,不足以消减价值问题。

而且改革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这个功能以前被忽略了。那就是改革它瓦解了旧的体制的价值基础。它实质上是瓦解了。你要到中国今天去问,对旧制度,对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有没有信仰者,我想不会有几个人告诉你他是真正的信仰者。他甚至可以公开的告诉你,他不信仰,或者不怎么关心。所以改革的发起者意料之外地 消减了旧的体制的价值基础,但是改革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这就是改革的问题。改革以制造事实为使命,它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当它制造了事实以后发现,问题 不仅还在,有时候甚至还更加严重。

改革的归宿是什么?改革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我个人判断,在中国改革是肯定要改的,但最终改革肯定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是一个不可能有结局的,不可能达到目地的这样一场社会变革。原因很简单,就像 「变天派」所主张的,这个「天」是不可补的,也许在上面打的补定太重,它会把「天」拉下来,所以你补也没有用,不补你也没有用。其实中国民间社会在改革一 开始就发现了。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叫做,「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这句话估计流行了十到十五年以上了吧。像当时民间社会认为不需要认何科学论证,不需 要读什么学位,就判断出改革不会有一个,像改革发动者那样所期望产生的理想结局。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我对这句话的认识,稍微有一点点深化,这深化在什么地方 呢?你要等死,你不一定死的慢;你要找死,你不一定死的快。因为一开始这句话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哎呀,你是等死,你可能会慢一点;你要找死,你不是死的快 一点吗。结果可能是,等死,不一定会死的很慢;但是找死,也不一定会死的很快,就像很多小孩子玩冒险的一样。我们从这句话所反应的民间智慧来说,这两句话 给大家暗示是一样的。民间只对时间做出挑战;对于结局没有挑战。这个结局是什么,不需要我再说了吧?。

那么为什么说改革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是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的社会变革?

因为在经验上我们看不到一个先例,看不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同样我们也看不到一个共产党国家是由资本主义所领导的。这样的东西--一个牛 和虎的杂交物,在世界上不曾存在过。你也许见到过骡子;我们也许见到过狮虎,但是我们没见到过骡子,或者是牛与虎的混合物,我们没见到过。我们的经验告诉 我们这东西没存在过。第二,共产主义的逻辑和市场经济的逻辑,或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逻辑,它们不可能同时存在。在一方做出妥协之后,也许有 一个短暂的蜜月,但是他们不可能长期的白头偕老。经验告诉我们,我没见过这样白头偕老的先例。我讲的是从目标上来看;从内在逻辑来看,改革是不可能完成 的。

从方法上来看,我觉得是,现在的这个改革方法,大家也讲过很多,我只用一个,叫做:政治上等死,经济上一点点放活还不是放得很活。其实中国的经济跟中国的 政治一样,在很多领域都是受到很严重控制的。只是大家好像看到经济似乎活一点,政治似乎不太活一点。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是同步的,比如你看中 国的方便面价格、石油价格、任何价格都受到管制。但是政治领域里面,你也可以找到很多自由,你私下你在饭桌上随便怎么说,甚至在博客里面随便怎么说,最多 给你删掉,不会有人追究你,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大概是同步的,不大存在政治改革滞后的问题。至少这个差别不是很大。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从方法来说,它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它用制造危机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它每一个改革都试图解决一个已存在的社会危机,但是这个方法本身,又带来 了新的危机。因为这方法本身是不澈底的。但是它对支持者来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可以提供一个误导的解释。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中国的腐败,你要看看中央 纪委里面的决议,它说,中国的腐败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造成的,主要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遗毒,可是这些共产党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他们一天资本主 义的日子也没过过,他怎么会被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所腐蚀?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很多人提到两极分化,共 产党认为两极分化状况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其实我们看到,两极分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而恰恰是政治制度有问题才造成两极分化和腐 败,而不是市场造成的。那么当在中国统治者暗示的是资本主义改革造成两极分化的时候,他赢得了很多很多海内和海外的掌声,这样他可以在私下窃笑了。

最后我想谈三点,一个谈谈「补天派」的前景;一个谈谈「变天派」的前景;当然再谈谈中国的改革情况。中国「补天派」的前景,就是中国改革的前景,也是改革 所要改革的体制的前景。但是在我看来「补天派」,尤其是经过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补天派」他代表的是一个过去了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也跟一些 跟我认识的体制内的一些朋友交谈,他们私下也很开明。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补天派」,他们不想「变天」。可这个不想「变天」并不代表他们是一个信仰问题。 那我问他,你为什么是「补天派」的呢?你觉得这「天」可补吗?他说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是如果这「天」塌下来了,会砸死多少人。所以从我的情感上来 说,虽然这个「天」很塌,但我不希望它塌下来,因为这「天」砸下来会伤人。今天的「补天派」和八十年代初的「补天派」的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不是基于 「天」可补否,而是怕被这个「天」砸到,他已经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补天派」了。当你问他,如果你要是「补天派」的话,你愿不愿意为补这个「天」做点什么? 他说,很难,我不想做什么。他只是一个情感上的「补天派」。

最近北京开始「整党」了,这些体制内的「补天派」都要参与整党。你问他们喜欢「整党」吗?喜欢听五个小时的报告吗?他们肯定不愿意。你要说出去玩玩也许还 行,你要让我回家写「整党」思想报告,他不愿意。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补天派」,同八十年代初的补天派已经发生变化了,虽然他们在人数上还是非常非常多。

那么「变天派」的前景,我觉得「变天派」代表的是中国的未来。因为他对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至少他们有一个共识,认这「天」不可补,而且事实证明也是这样。

那么在中国今天「变天派」面临的困境就是,他们有明确的方向、坚定的信念,但是他们却没有作为的空间;他们有突破的方向,却没有突破的能力,这也是中国目 前的僵局所在。不过好在,从我在大陆所感受到的,「变天派」的人数,在以一个非常缓慢的速度在一天一天的增加。也许像严老师说的那样,有一个大事件,他就 会多很多;有一个小事件他就会少一点;如果完全没有事件,大概就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了,所以需要有个事件来开启大家。

最后我想说一下改革的情景,我觉得改革的中国没有前景,中国的前景在于改制,而改制的前景就在于回到价值上来,回到改革所回避的价值上来。谢谢大家。

【编者注】作者简介:刘军宁,安徽人,一九六一年出生。一九九三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二零零二年,因被举报在北大演讲中宣扬自由主义,被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开除。刘军宁被称为是中国大陆年轻一代政治学 者中的领军人物,着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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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8日星期二

王丹:「六四」舆改革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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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王丹,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 丹】回过头来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我们要的几个前提,不把前题设在那里的话,讨论起来可能找不到交叉点。我们经常讲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但是,我 们谈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 外界尤其是西方主要谈的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在讲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问题是说改革只应该是经济改革吗?如果我们来回顾中共建国 六十周年以也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好,仅仅从经济改革这个角度,或者说过多地强调这个角度的话,我觉得不可能很客观的去看中国过去三十年走的道路。我不 是针对我们在座的各位,在座的各位都谈了很多经济改革以外的东西,可是我想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从整个西方的舆论也好;从西方的学界讨论也好,我觉得都太 侧重「经济」这个层面。

第二前提,到底是「改革」;还是「开放」呢?「改革开放」,我觉得很大一个特点其实还是「开放」比较多,真正的「改革」到底有多少?其实真正的「改革」并不多;但是「开放」的领域也比较少,包括政策的开放啊;包括对外资的开放啊,我觉得对这个大的特点应该有一个厘清。

第 三个前提,我也是针对西方来说。 整个西方看中国,看到的都是已经变了。三十年来尤其最近『六四』以后二十年来,确实中国变化很大。问题是说中国有很多东西,其实完全没变。我们看到这次 「红海洋」的出现,就是海外留学生的「愤青」,几万人举着了红旗上街。我们也看到王千源,提了一点不同意见,如果你上BBS看,都是留学生,都是博士,他 们都是像疯子,坚决不能讨论,王千源这样的就直接打死算了。这些东西我想在座很多人其实很熟悉,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胡杰不是拍了卞仲耘老师被学生打死的 电影嘛,他们都是些中学生。 连这个都没变,不是说换了一代人就变了,这些东西埋在骨子里了。 像现在新留学生,你说他们受过多少共产党毒害?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变。我们一定要认清说,三十年以来,中共统治中国一直没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去看 改革开放,觉得能够更客观一点,这是我谈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就觉得中国三十年改革「起始路径」问题。 「起始路径」决定了后来三十年以来的发展,很多问题是因为「起始路径」引起的问题。邓小平不是讲了吗,要「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那我们现在想的很清楚 了,「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本身就很有问题。哪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啊?怎么让一部份人富起来啊?凭什么就那部份人富起来啊?谁来监督富起来的那一部份呢?

我 觉得整个经济改革,它的起点很清楚地就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上,「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就非常清楚的设定一个不公正的起点,所以这个改革现在来 看,变得就很明白。一个是说「剥夺一部份人,让另一部份人获利」,这是三十年改革很大的一个特点。第二,就是说「维持一部份不变,放开另一部份」。像乡镇 企业放的很开,但真正国有企业有多大的变化。政治领域不去解决,而经济领域放开。基本特点就是「维持一部份不变,放开另一部份」;以及「剥夺一部份,让另 一部份获利」。这是我回顾改革看到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样的路径能够延续多久?我觉得有相当的问题。 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剥夺一部份,让另一部份获利的话,很明显获利的那一部份,慢慢地就会脱离国家机器。就是说他自己利益已经不需要国家机器来对等了,慢慢地 它会使得国家力量,或者说原来的极权这一部份的力量有所削弱。那么「维持一部份,放开另一部份」,政府也很难继续控制。因为你放开那部份,慢慢地也愈来愈 难去掌控;而那一部份的成长就慢慢地会脱离国家力量的控制,这就是涉及到对未来的一个展望。

我觉得未来基本上是一个交叉点;是一个国家力 量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此消北彼长。社会力量的增长会比国家力量的增长更有空间,因为它本来就很小,所以它发展的空间挺大;国家力量的增长其实有很大的空间限 制,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交叉点,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应该会出现的就是所谓的一个,公民力量、公民成份的增长,那当这个增长,这个点倒底什么时候出现?我没办 法给它算命,很可能也几十年不变;也有可能明天就变。我觉得我们看中国未来的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确定性。而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就是很不确定性。私人访 问倒台,很多高干都完全不知道,这集团制度的特点就决定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它有可能很长时间不变;也有可能非常快就变化,这种不确定性, 我觉得我们没办法说,真的去设计一个方案,说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考虑一些应对的方案,如果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



一九八九年的王丹




第 三个部份,我想说说「六四」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的作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绕不开「六四」这个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很值得切入的点,从这个点来看改 革开放,也许会有一个新的角度。我觉得没有前十年,就是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七这十年的话,不可能有「六四」。像整个八十年代的启蒙的结果、理想主义啊,包括 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不公现象,就是官倒等。没有这些事情就不可能有「六四」的发生。但是『六四』导致了后来二十年改革的特点,我觉得这个是讨论比较少的。

我 想「『六四』」以后,或者说受『六四』影响,形成的后来二十年中国的一些特点,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在知识精英阶层出现「犬儒主义」。过去八十 年代,如果自己怯懦的话,还不好意思。现在的知识份子要是不敢讲话,理直气壮,人而且给自己找很多理由,而且很精僻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这种「犬儒主义」 是八九年以后出现的。

第二个,从国家层面,「经济决定论」全面地占据了国家所有的政策,一切都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这个也是八十年代没有的。

第 三个,就是说整个社会层面「常识」消失。其实我们有些讲说重建道德,我觉得中国还重建道德呢?别说道德,连伦理都没有了;别说伦理,现在连常识都没啦。整 个后二十年整个社会全面流失常识。很简单道理「不能杀人」,它算不算常识呢?这么简单的常识。你看现在多少人振振有词的说,「六四」开枪应该的。包括当初 被迫害现在都这么说。我们不要讨论政策这个层面,「不能杀人」这么简单的一个常识,怎么可能「六四」开枪是对的呢?这些东西本来是不能讨论的,这是社会公 理。如果一个社会公理,连这些底线都可以讨论的话,社会没法向前走。但是我们看整个后二十年的改革,我觉得整个常识全面的流失。我想这三个意见都是直接跟 「『六四』」有关的,当然这个镇压以及后来政策的导引导致的。

所以我们要看改革开放的话,真的应该把「六四」做为一个切入点;或者是从 「『六四』」这个角度,去看它对改革开放的影响;以及改革开放对它的影响。当然这个可能是个大文章,在座的各位都是高人,希望你们能够,如果能够从这个角 度去想的话,那么在明年「六四」二十多年的时候,写出相对的一些思考,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收获。我想我就简单说这些,谢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编 者注】王丹北京人。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转入历史系。「八九民运」期间,担任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和「保卫天安门广场 指挥部」副总指挥。是绝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六四」事件后,王丹被中共当局全国通缉,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监禁四年, 1993年2月获假释。1995年,再次被捕,并在1996年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中共当局允许王丹「保外就医」,并于同年4月19日将他递解上一班前往美国的飞机。1998年7月就读哈佛大学, 2001年6月10日获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学位,2008年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现任《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一九八九基金会」理事长 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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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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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胡平先生,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胡 平】今年是中国改革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确实有了比较显着的发展。当然这中间有非常多的问题;当然也有泡沫经济的成分;另外还有极度的贫富悬殊、环 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问题。不过总的来说呢,它经济发展的很快,这倒是一个我们应该承认的事实。问题是造成所谓中国「奇迹」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 原因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六四」。没有「六四」屠杀,就不会有这个中国「奇迹」。

从一九七八年起,中国开始进行带有市场 取向、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个改革造成了很多的后果。第一,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二,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 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你回头你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了,这不等于说你革命革错了吗?你掌权也没有道 理了吗?所以它的改革不是个共产党革命和政权的自我完善,而是一种自我否定。

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它唯一的法宝就是说你们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你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你自己是资本家了,你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你还有什么理由去压制别人呢?这个问题其实在改革一开始,很多中共上层的人就是非常清楚的。

我 听到一个故事,当年袁庚奉命到蛇口工业区上任,去主办蛇口特区,他的儿子就问过他。因为袁庚是当地人,三十年前他是解放军的炮兵团长,是他带兵去解放的深 圳。所以他儿子就问他说:三十年前你带着兵去占领深圳,把那里私有制变成公有制;三十年后你又跑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那你是在干 什么呢?袁庚半天没话说,后来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总是这么穷嘛!所以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干什么,非常清楚。

像「辛 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句话,实际上在八零年代初期就已经出现,当时很多人可能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你看邓小平讲「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第一次 革命是哪一次呢?就四九年这一次嘛!你改革,说了半天,就是在改你四九年那次革命嘛!中国需要改革,就说明四九年那次革命错了嘛。所以在当时,他的这种改 革越深入,人们对于原来的道路的怀疑和否定就越强。所以他的改革就成为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

另外呢!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也就是腐败的大量出现。


最 近,我看他们国内讨论改革三十周年,很多人还在为这个「双轨制」是谁提出来的争论。当然「双轨制」当时提出来是情有可原,因为你要彻底放开,那个阻力就比 较大。其实,现在鼓吹中国经济改革「渐进改革」模式的主要人物,在当时都是主张全面放开的。包括张维迎本人都是持这个观点;另外还有张五常更是这个观念; 包括弗里德曼也是这种观点。

张五常还讲过一个例子,说要一次放开。他说狗尾巴你不能一段一段的斩,那它不疼死了,你干脆一刀斩断就完 了。这跟中国话所说的「长痛不如短痛」是一个道理的。当时像吴敬琏他们反对「双轨制」的主要理由,也就是说它必然会造成权势人物,利用他们的权力利用两个 「轨」之间的差价牟取暴利,腐败必然出现。后来施行了「双轨制」,它确实造成大量的官商、官倒,这也是导致「八九民运」爆发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 们知道八九年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丶反腐败」。那么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和平结局,那么,这 个中国后来的道路,我想就和俄国和东欧相差无几了。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三分之一、四分之 一左右。另外,没有上街的人,大部份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所以说「八九民运」在党内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分裂。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 单,因为党内相当一批人他们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认为镇压是正当的。他们早就失去了用暴力镇压这种和 平民众抗议活动的正当性的考虑。他们知道共产党过去给人民带来过很大的灾难;他们知道他们对不起老百姓。因此凭什么别人要抗议丶要上街去,你还去杀人呢?

谈到苏联丶东欧,我们知道苏联丶东欧大部分领导人(除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之外),也是在民众的和平抗议面前没有动用武力。他们没有动 用武力的原因,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就像美国一个学者讲到的一个道理,他说,当时为什么苏联和东欧的领导人不去镇压的理由,是因为官僚对保卫手中的权力无话 可说,就是说他们找不出理由来说服自己去镇压别人。当握有扳机的人完全无话可说的时候,他们怎么扣得动扳机呢。

当然在中国毕竟后来发生「六四」屠杀,邓小平下令开的枪,尽管他对共产主义早就不相信了。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期接见一个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所以说他脑袋还是非常清楚的,但毕竟发生「六四」屠杀。「六四」屠杀之后,我想中国的改革从此就改变了方向。

我 认为谈三十年改革不恰当,因为这明明是两场改革。第一场改革跟第二场改革的性质、情况完全是不一样。在「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经济改革走向歧途。在「六 四」后最初的一个阶段,由于「六四」屠杀,再加上苏联东欧的巨变,在中共上层引起了一片恐慌。对未来应该怎么走,感觉非常徨惑。在这个时候呢,党内就有人 提出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和平演变」 ,也要在经济上反对和平演变。认为「自由化」 、「八九民运」闹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光是政治上的问题,也有经济上的问题。这是一定有它的经济基础。于是就对当时已经搁浅的经济改革,出现了一种「反攻 倒算」的声音。包括当时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在内部讲话中,提出要个体户「倾家荡产」 。

就在这个时候,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他提出要加快改革 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这时邓小平就想明白了,你再回过头去强调你的社会主义、正统的社会主义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你人都杀了;你的意识形态已经 是千疮百孔了,再把它修补起来你是不可能的。现在人民之所以没有反抗,是他们没能力反抗!是他们打不过我们。到这个时候,他没有必要在乎资本主义或是社会 主义了,所以他说不问姓「社」姓「资」。

以前他还在八零年代他强调,一定要把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相区分。他区分的真正考虑不是对不 同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有什么考虑。他说,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了,那凭什么就坐在这儿呢?我们凭什么去压别人呢?现在横竖都已经去杀人了, 都已经是那么回事了!我们还说是什么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这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嘛!所以在「六四」之后「保守派」曾一度以为他们要翻身,要得势了,证 明他们对了,但结果他们马上发现他们比原来更没有市场。因为到这个时候,邓小平更不在乎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了。结果就是大踏步地走向资本主义, 而且在这方面就应该走的更远。

正因为「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自由化」民主力量遭到了压制,九二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 免的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社会化,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改革的旗号之下「化公为私」。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那么后来的经济改革就 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腐败;不可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所谓官员的「化公为私」的行为。

如果没有「六四」屠杀,那么各种民间组织必然是雨 后春笋,风起云涌。工人的工会也好、农会也好都会出现。你怎么可能下达一道命令,就使几千万国营企业工人就成了下岗工人,这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昨天有人也讲到了,像当年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没怎么给钱,就这么一件事,他就被轰下台了。你想那个时候人们的道德要求有多高!怎么后来允许这么多腐 败现象发生,所以就说,如果没有「六四」屠杀,中国的改革就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六四」之后中国进行的这种 「权贵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丶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丶最容易成功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 「公有制」变成「私有制」 ;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 。那么你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 ,这在实践上是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早 在共产国家刚刚提出改革的时候,有人就打个比喻说,怎么能把 「鱼汤再变成鱼」 。你当年把「私有制」变「公有制」,就是把「鱼」杀完了,变成「鱼汤」了;现在「公有制」已经建立起来了,你要变回去「私有制」,你怎么变法呢?具体操作 起来非常困难。但讲起来大致有好几种变法:第一种变法就是你退还,物归原主。你抢人家地主的地,还给人家地主。你抢了人家资本家的企业,就还给人家资本 家。可以退实物,也可以退金钱,用钱来补偿。在东欧一些国家中呢!特别像捷克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施行了这种「退还原主」 的办法。但是「退还」这其中也有很多的问题,且不说你共产党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江山了,原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有的人已经死了;而且你在此 基础上又新建了很多企业,新开发来一些资源。所以你不可能都采取还的办法。

那么更多地是采取就是「分」的办法。中国农村改革之所以出 现的比较平稳的过度,基本上就是采取了「分」的办法。虽然农民没有得到他的土地所有权,但至少得到的了使用权。那么你在进一步地落实把所有权都还给人家。 但是「分」的办法,你对农村还好办,你对企业丶对工厂就不好办了。因为农田你一块大田分成一百份,它还是田。但一个工厂你分上一百份,每个人拿一块回去, 那工厂就没了。所以企业,它是不可分解、不可肢解的,你不可能分。所以一般采取的办法就是,把整个资产折价成股。然后老百姓一人分一股。当年苏联、捷克都 搞这种类似这种方案。这种方案的好处就是很公平,大家都很接受。既然说全体财产都是属于全国人民,对!那现在你就要落到实处,全国人民一人一份。

但 这里面最大问题,就是它造成资产过度的零碎化。每人有一股,但每人只有一股,到头来你和原来的国有企业、公有制没有什么区别。照样是个大锅饭;照样是一个 企业没有人负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导致经营的效益急剧下降。在一段时间之内,它不但不会生产有所上升,还会滑坡。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 市场的运作,慢慢地丶慢慢地出现一些人富裕起来了。他们有足够的资本,他们能够掌控比较多的股份丶企业。他们真变成资本家了,那么他们能像资本家一样行 事,这个「资本主义」才能运作起来。

因为毕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建立在千千万万个小店主,每个人一份儿,一个小摊儿的基础上的;在 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规模经营之上的。所以说要求一个国家要有富人,有一些有钱人,得有一些资本家。而过去共产革命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穷人,怎么样 在一个全体都是穷人的国家,能够出现一小批富人呢?这点是非常困难的事。你开放市场,最初你平分,那必须要经过一个相当的一个过程,才可能使财富财产慢慢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头,出现新的资本家,所以这种采取「分」的办法,是最公平的最合理的;大家最容易接受的,但在一段时间之内,它本身对经济成长是相当有害 的。它会使你的生产滑坡。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卖」,把大企业就卖掉。但要卖掉也有很多困难,在改革初期没有有钱人,没有人能买 得起。你一个生产队、一个公社,要有什么鱼池呀,有个瓦窑呀,你还可以叫某个人出来承包,还可以让他买下来。可你说一个鞍山钢铁公司、一个安源煤矿,那谁 买得下来呢?中国人不可能有人买得下来。另外,如果采取什么办法,就说「贷款」 吧,而「贷款」一、两万这没问题,可是你根本没有任何偿还能力,你们个人信用全都等于零,银行凭甚么贷给你,而不贷给他呢?你们都一样的嘛!另外呢,一个 企业它到底该值多少钱?这也说不清楚的。所以另外这个办法呢就很容易造成「开后门」。因为他可以任意压低价格,把东西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

所 以有些国家就干脆采取把企业卖给外国人的方法。我们自己没有资本家,没有有钱人,那么干脆卖给外国人。所以匈牙利有很多企业就卖给了外国人,买的非常的 多,以至于匈牙利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匈牙利还是不是匈牙利人的了?都卖完了嘛。当然这涉及到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工业需要保护这样一大堆的问题。当 然这也是对于匈牙利这样比较小的国家,还比较可行一点。然而你想中国这么大,就是卖你也很难找到这么多的买主。

那么你也可以看出要把 这「公有制」变成「私有制」,不管是您采取这个「退还」 ,「物归原主」的办法;还是采取「平均分配 」的办法;还是采取「出卖」的办法,都有很多的困难。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早在八零年代初期,张五常提出了个办法,他说,你干脆送,就送给当官的不就完啦!那为什么送给当官的呢?他说因为你把产权一明确,这不就上轨道了,这个经 济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

为什么送给当官的呢?他说,你不用管当官的有甚么道德优越性,为什么他们该得,他们不该得。你给他们,他们就不会 反对改革了。所以要改革你总不能侵犯这些人,你要考虑既得利益者的这些利益。他提出白白送给人就完了。这是他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提出来的。当时也没有任何人 敢答应这个做法,因为这也太讲不过去了。但是八九「六四」之后出现的中国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送给当官的。党委书记、厂长,一下子就成了资本家,那 么他们当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的行为。

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把原来的大资产拆散,它没有拆散,它很集中。中国是厂长、书记一步到位,变 成资本家了。那么它的运行马上就进入资本主义的运行轨道了,你原来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一些大企业,这工业没有受到太多的破坏。那么这么一来呢,八九 之后,「六四」之后,中国就是把原来企业就送给了大大小小的官员。现在的共产党就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董事会;各级官员就是自己的CEO,这基本上就是个「化 公为私」的一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一段时期内它可能是最有效的,它避免了我们在俄国、东欧经济中所看到的经济滑坡。但一个最大的问 题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没有任何正当性。凭什么东西就成了你的了呢?对不对?昨天你还刚刚抢了别人,怎么今天就成为你的呢?这个道理实在讲不过去嘛! 而这个道理是一般中国人都很清楚的,没有人不明白。

我老是引用十几年前的『读书』杂志的一篇小文章中就讲的,说有一个老农民说,邓小 平说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我们村解放前就已经是一户地主,两户富农,早就是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长沙有一个下岗工人叫陈洪的,他办 了一个博客,他就说「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应该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付代价,怎么 叫我们付代价呢?怎么你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个道理绝对说不过去嘛!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你整个财产分配格局没有任 何的合法性。

这我们就谈到中国现在贫富悬殊,非常惊人。它的特殊性还不仅在它贫富这个差距特别大,而且它的性质特别恶劣,它性质几乎 是史无前例的恶劣。你看美国贫富也很悬殊,但是美国的富人们多少年的积累,多少代人的积累,有的是靠他的创新。你中国的富人怎么富起来的呢?那绝大部分就 是靠权力富起来的,而且那还就是你们这些人还专门去共人家的产,把人家有产者统统都给消灭掉,这里呢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有的钱完全是没有正当性的。那么 呢它要维持这个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采取高压,他不敢松这个手。他担心一松手别人就要「清算」 ,别人就要叫「算帐」 ,就要叫你把吃的东西给吐出来。

当然这些年有很多人提出,比如前些年地方的党委、省委就提出来,要「赦免原罪」。就是在经营第一桶金 的时候,难免有些人做的事在法律上说不过去。但是我们要既往不咎。这个赦免没甚么用嘛,你自己赦免自己嘛!你自己出来宣布赦免,那有甚么用呢?你就是债务 人,然而你宣布你欠的债可以不还了。那有什么意义呢?另外,去年我看了国务院发了个东西,就说这些官员们,你们有不义之财的,你们要在几月几号之前交出 来,那么以后我们就不追究你了。

可是现在谁理你这个茬儿,交出来,那不成傻瓜了吗?当然没人会交啦!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们被告知明天 就要大选了,到时候新闻开放,我相信很多官儿都会交出来的。因为他知道那是玩真的了。现在你们这样坐在那里,你叫我们交?可能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官员对于政治改革丶政治开放就更敌视丶更恐惧。

一方面,他把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作为坚持「一党专制」的一个 资本、一个理由,你看我们就是杀了人,我们发展了,证明我们当时杀人是对的。另一方面,他对政治开放就会更恐惧。对他来说,政治开放不但意味着你会失去在 政权的垄断权力;而且很可能在经济上面被「清算」。现在很多当权者的想法无非就是拖。一边压着;一边拖着,时间拖长了就把黑钱就漂白了,这当然有可能。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是,如果一个经过这么残忍、这么不道德的手段,居然还能继续维持若干年下去,把黑钱漂白,以至于到后来成没事儿人了。到 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政权一定是个更蛮横的政权。他从骨子里蔑视人权,因为这一辈子我就是靠践踏人权走过来的,而居然就走通了;我坏到底了,我就赢了。你 要指望他那个时候他突然间善心大发,说我们明天自由民主吧!我们尊重人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不及时刹住这种趋势,我们将来会面临一个 很大的灾难!

谢谢大家。

【编者注】胡平1947年生于中国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班,主修西方哲学史,获哲学硕士学位。1979年投入北京民主墙运动,于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1980年参加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当 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大代表。毕业两年后被分配到北京出版社,1985年转至北京社科院。1987年1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定居美国纽约。现任《北 京之春》杂志主编。

转自:新唐人http://www.ntdtv.com/xtr/gb/2008/10/28/a214635.html#vid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