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的「盛世危言」
和在中国大陆被禁止的对大跃进∕大饥荒真相的探索相反，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讨论在那里正热火 朝天。中国的执政者和紧跟他们的知识分子们正在以「盛世论」夸大渲染「改革」的前无古人的辉煌。就在这一时刻，十月十七至十九日，来自中国大陆的十多名着 名学者和北美地区的近四十名学人相聚纽约，借「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型国际研讨会发出了「盛世危言」的警 世之音，对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作出了冷静的分析。
「改革」只是「改错」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姚监复在他的论文《从乌托邦幻梦回归中国土地――对农村改革三十年粗浅反思》中谈到三十年来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他清醒地指 出：「改革前，违反农业生产客观规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掠夺性经营方式破坏农业资源的战略，这样与地奋斗，结果必然是其乐无！穷！违反自然 规律要『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方式，与天奋斗，结果是其乐无！穷！在回顾农村改革三十年成功的重大成就时，应当清醒地看到改革就是改 错，改正前三十年失误后出现的这些光辉的数字，只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伟大长征中的第一步。」
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国大陆公布了十二日於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於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然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在他的发 言中指出：五十年前农民当初是否自愿加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农民加入后，有无退出的自由。文贯中教授认为对中国农民的进退自由的承诺 至今没有真正完整地兑现，因为他们虽然从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中获得自由退出，实行包产到户，但至今仍不允许他们有退出强制性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自由。这个 《决定》重申了所有农地必须是集体所有。他指出：「这就出现了很滑稽的现象。所有的农民被关在Ａ房间，绝对不允许出去，却对他们说，他们在隔壁的Ｂ房间可 以自由进出。这从逻辑上讲是根本不通的。中国农民要想在Ｂ房里自由进出，就必须首先被允许从Ａ房里自由退出。」
在「中国奇迹」的背后
中国启动改革的时候，外界有相当的期许和热望，三十年后人们却发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中国改革事实上早已经逆转、被扭曲和遭到背叛，事实 上也已经成为历史。从微观的角度看，应该承认改革带来的经济开放、市场发展，中共的统治权威由独裁转变为寡头、社会生机空前爆发、非官方生活空间得到了拓 展。但是，如果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并没有触动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相反使中国大陆成了最坏的资本主义与最坏的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 在他的《中国和南非：两个奇迹的比较》的发言中指出：南非在成为民主政权之前，经济上也创造过四十年不衰的「奇迹」。和中国相似，南非的奇迹倚靠的也是 （一）低人权：低成本的劳力；（二）低成本的国有土地。只不过在中国是被歧视和不公正对待的「民工」，而在南非是种族隔离下的「黑奴」。
《北京之春》总编胡平的论文是《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他指出：「六四」屠杀改变了中国的方向，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此走上歧途。「六四」屠杀彻底剥夺人民的 发言权，中国的私有化正因为没有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就变成少数官员直截了当地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官员一下子成为资本家，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再加上高压 政策造成一种相当稳定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而在专制高压下，中国的劳工被禁止组织自己的独立工会，无法扞卫自己的权 益，所以被压制得更廉价。还有高科技的不断引入，全球化下的贸易以及对资源的大量开发，於是就造成了所谓的「经济奇迹」。
美国「中国人权」的高级研究员何清涟，在十多年前还在中国大陆工作时就以《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尖锐地剖析改革引起的社会不公，因此洛阳纸贵，一书风行。在 这次研讨会上，她以《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为题，再一次揭露了中国改革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极少数人占有，而百分之九十的人仍然处於社会 底层，改革还导致了对资源的穷竭和对环境的破坏等严重问题。为了更大限度地敛取财富，中共政府的国家能力呈畸形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既是制定者、监督者、裁 判者，同时自己还下场参赛。她总结道：「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塑造着中国社会的反抗模式。」「只要看一看 哪个领域财富增长得最快，哪个领域的掠夺行为就发生得最多；哪个领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反抗主要是四大问题：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 就是反拆迁；第三就是反环境污染；第四就是泄愤型的。泄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诉得不到解决，大家积怨已久，遇到一个突发事件就会爆发。」
中国政治发展决定於民众的忍受限度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博士在他的发言中对三十年改革作出总结。他认为：毛之后的中国，经过了两场十年改革，即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第一场 十年改革，和一九九二年到二○○一年的第二场十年改革。到二○○一年，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已经终结。改革形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安 排，其特点是两个「不惜代价」的制度化、常规化和道德化，即不惜代价推进经济发展，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在这样的制度下，改革之后的中国，是社会矛盾普 遍、持续紧张的中国。社会矛盾的高涨，促使「两个不惜代价」相互之间发生了深刻矛盾，即经济发展的代价转过来影响政治稳定。当局对於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 决，是在维持政治稳定的目标下实行的，也就是在维护一党专制的政治框架内展开的，而不是着力於变革这种「两个不惜代价」的制度。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决定 於民众对於这一制度的忍受限度，那也就是第三个「不惜代价」是否出现，即民众会不会「不惜代价」争取自身权利和利益。
「六四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
原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教授持相同的观点，他的论文《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认为：中国的改革，「六四」是分水岭，「六四」前，是在 「社会主义框架」内的「改革」。「六四后」，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大发展包含着许许多多「六四」遇害者、受难者的血和泪。但由於像「六 四」这样的大事，今天中国不讲「正义」，不讲「是非」，加上不重「法治」，原始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泛滥成灾，所以，今天中国充满了「不平感」。他的结论 是：「中国在六四以后没有政治改革，而现在看起来，政治改革的希望也没有。」
刚刚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王丹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来推行的，这使改革的成本大为降低。这就是这个经济奇迹的秘密。但是，它是建立在社会弱势全体利益受到盘剥的基础上的。它是一种不公义的增长，代价是巨大的。
中国知识分子玫瑰梦的幻灭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刘军宁博士自称是「变天派」。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出路，只有「变天」才能解决问题。他认为在中国，改革肯定是一个不可能完 成的使命。是一个不可能有结局的、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这样一场社会变革。「变天派」代表的是中国的未来，因为他对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至少他们 有一个共识，认为这个天不可补。而且事实证明也是这样。但是，面对中国当今的局势，他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今天，「变天派」面临的困局是，他们有明确的方 向，有坚定的信念，但是他们没有作为的空间。他们有突破的方向，却没有突破的能力。这也是中国目前这个僵局所在。
来自中国大陆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王天成的发言题为《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他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闯关意识，知道改革要有阵痛。但是 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意识消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萎靡了。不仅官方不再讲政治体制改革，民间思想也转向了。渐进改革，或者说渐进民主正式浮出水面，变得 越来越流行。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以《改革三十年中反对派的困境》为题，认为中国的反对派当自省和自强。她指出，官方压力会让反对派脱离社会大众。她希望反对派人士自我调整，适应社会环境，在有限的空间内保持参与社会的能力。
与会的许多学者都对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犬儒主义作了批判。
《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着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在他的发言《从启蒙到维权――中国大陆新闻界三十年的思想演进》认为，由於普遍的社会不公、腐败公行，中 国「新闻媒体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公器的双重性质开始显现。」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近年来新闻界进入了一个「公开信时代」：呼吁开放言论、新闻 出版自由，追究新闻出版署违宪致胡温的公开信，呼吁政改的公开信这些年来更比比皆是，而政改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新闻改革。
在北京和中国大陆沉浸於「盛世」福祉瞬间降临的氛围之中时，这么多海内外的着名知识分子相聚一堂，发出了如此瓦釜雷鸣般的「盛世危言」，无疑是有其特殊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的悠远警音。
（原载《争鸣》2008年12月号）
2008年12月10日星期三
2008年11月23日星期日
夏明：中国治理体系的范式变迁
新唐人電視 www.ntdtv.com 2008-11-13 12:25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治理体系的范式变迁』。
【夏明】我想给大家来个比较宏观的回顾，中国治理体系的几十年发展。我们都知道中国从毛呢，走向邓，走向赵，然后再走向江，走向胡。我在四川听到我的姐夫 给我讲一个笑话，我觉得四川话讲的非常有味道。他说中国是一个「毛邓」（矛盾）的国家，「胡」来不得的,「赵」（照）这样下去，「江」（将）来怎么办？还 「胡」来？
我觉得这个笑话概括了中国的治理体系，感觉非常好。我把中国分成四个治理模式，或者叫做范式。在过去的五十年多中，尽管发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毛时代呢，包括华国锋的过渡时期，「华时代」是「毛时代」的一个尾巴嘛，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我把它叫做「运动政治」。邓时代呢，从一九八零年 到一九九二年，我把它叫做「试验政治」。八九年的六四镇压和九二年的「南巡」正式标志着「试验政治」的终结。江泽民上台以后，我把它从一九九三年算起，就 是说从「南巡」结束后，到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就是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了，我把那段时间就叫做「工程政治」。二零零三年以后呢，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来就是跟温 家宝搭档，就是我们所说的「胡温时代」的到来，把它叫做什么呢？是「和谐社会」、「协商政治」呢，还是要再寻找的一个新的范式？
我在《中国人大制度和治理》一书中的研究给出了一个范式，希望能够影响中国未来政治，我把它叫做「磨合政治」，这是我自己提出的范式。通过这一范式让我们 认识到中国政府的治理趋势、执政目标、执政手段和执政结果都有些差异。同时带来了领袖－官僚－民众的关系的变化，也使得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发生一些改 变。这四个范式呢，让我们认识到整个中国治理体系和未来走向的意义。
我们首先讲讲毛的「运动政治」。毛建了一个「动员型体制」，将整个社会民众都动员起来，并强迫他们参与到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当中。就像毛所说的，「类似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三五年就该再搞一次」。那么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运动，我不想罗列了。因为我们讨论得很多，从三反五反到反右，到文革等等，最后以 华国锋「洋冒进运动」收场。这段历史留给中国人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昨天刚谢世的谢晋导演拍的「芙蓉镇」里面最后的一幕，王秋赦敲着那个破锣，用嘶哑的声 音不断地喊着：运动了，运动了！这就宣布了「运动政治」的收场。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毛「运动政治」，又可以分出三个不同的小时期：毛以军事运动夺得政权，建国后他又试图以同样的「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一但经济目 标失败，毛及整个共产党的合法性遭到削弱和怀疑后，毛又以「政治运动」来维护他的政权，整合他的政权。这就是毛的运动政治。
邓接下毛和华留下烂摊子以后，我们可以说，邓是迫不得已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执政理念，进入了「试验政治」的阶段。为甚么我把邓小平的叫做「试验政治」 呢？因为我觉得邓小平有几句话，最好地概括了邓这一阶段的特徵。第一个就是，「猫论，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第二个呢，就是「摸着石头过 河」；第三个就是「三个有利於」。邓是在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整个社会已经失序的情况下被逼上了梁山。但有的地方我们也看到，邓从延安经验中汲取了 灵感，即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后「试验－总结－推广」。
由於邓「试验政治」的目标和手段都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邓在这期间发挥的作用，既不同於「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毛，也不是他所乐於接受的所谓 「总设计师」的定位。我认为，邓小平的最佳定位不是总设计师。我在二零零零年写过一本书《二元发展型国家：中国转型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书中给邓小平 的定位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助产士」。「助产士」这个概念是从苏格拉底那里来的。苏格拉底给「助产士」有三个界定，第一个就是说我是老人，那么我无力产 生新鲜理念了。第二，我可以帮助年轻人接生助产新的理念。第三，如果年轻人产生些狂妄怪异的想法的话，那我就把它给扼杀掉，这怪胎我就不让他接生，我就把 他扼杀。如果用「助产士」这个概念来观察邓小平的政治作为的话，我觉得他的两大手笔，所谓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和沿海特区的建立，邓的角色都不是「总设计师 「，而只是「助产士」。里面的细节呢我就不多讲了，万里和赵紫阳在农村搞改革，习仲勋和杨尚昆在广东搞特区。
如果我们再看邓小平这一阶段最后的两项作为：「六四」镇压和九二「南巡」，邓又承担了所谓「怪异思想杀手」的角色。这是邓小平留给中国人的一个非常庞大的 政治遗产。这政治遗产也就是吴国光所说的，「两个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政治专制。」
我觉得，如果仔细看这两笔精神遗产，会发现它们是有不同针对性的。我把八九年天安门的屠杀定位於：邓小平给中国人上了很大的一堂课。天安门这堂大课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是同年拉萨军事戒严的一个延续。或者说这是一次补课。那它主要目的在甚么地方呢？就是要对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地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诉求 进行扼杀。也就是传说的，邓小平不惜十万生命换取十年的稳定，这个就是他追求「稳定压倒一切」的目标。
如果说八九年镇压事件是给中国老百姓的大课，那么九二南巡就是给江－李班子的一堂小课。因为我们知道邓小平的接班人呢，从智商上面来说是相对邓小平要低一 点。尽管邓小平也有很多可以非议、批评、指责的地方，但是在这四个阶段中，邓小平恐怕是中国人最好的一个领导。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待会儿我们一起讨论。邓 小平利用深圳这个「试验政治」的重要平台，向他接班人发出了最后通谍，「发展就是硬道理！」「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
邓小平在他「试验政治」的早期，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旨谕是：政治上我给你们撑着，经济上你们大胆地去闯。他对深圳的期望是：作为试验田，作为特区，你们大 胆地去探索，为中国经济闯出一条血路。后来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系统地提出了“试验政治”的更多设想。但六四和南巡事件后，邓对他的接 班人说，「不争论了，我们应该集中抓经济建设」。邓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为中国政治发展找到了药方。这药方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的，“软市场、硬国家”的新权 威主义模式。他也提到了要把中国变成另外一个新加坡，或者让中国出现更多的新加坡。邓小平为中国找到了明确的发展计画，这就标示着中国「试验政治」的结 束，进入了另一个新的阶段。
我怎么样命名中国进入的这个新阶段呢？邓小平自己定位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赵紫阳被认为是中国的改革总执行官，而江泽民给自己找了定位，他说「我是这个中 国改革的总工程师」。「六四」镇压和九二「南巡」后，邓小平已经结束了他的「试验政治」，自信地认为他为未来中国找到了一条路径。他一下就给中国任命了两 位总工程师，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来执行他这个路径，确保他给中国指的路径不被打断，也就是来维持、运作他的专制发展模式。所以我就把它定位为：中国政治进 入了「工程政治」的模式。
江泽民整个「工程政治」，从人事安排上来看，最绝的就是他就职的时候，九位政治局常委，全都拥有工程师的头衔，「清华帮」成为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独特风景 线。而最重要的还在於人，还在於思想。在苏联模式强烈影响下的“技术官僚”，以历史决定论为指导，以生产力论为中心，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工程。
在这种心态下，任何的政府作为都是冠以「工程」之名，所以有很多形象工程、工程一上手马上变成民心工程，马克主义工程等等。我把他叫做「工程政治」。「工 程政治」的最大的问题在於，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政府把老百姓作为一个大工程的螺丝钉和机器零件运作。它把政治界定为一个在有限的空间内，可以有确定的答案 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工程政治」出现的最大悲剧，就是对教会的镇压，对人精神的持续镇压，包括镇压法轮功。这就是「工程政治」最大的弊 端。
二零零三年后，我们看到「胡温新政」提出了所谓「科学发展观」，他们所做的「和谐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工程政治」进行新的微调和新的改进。说到 底就是中国政治应该怎么走的问题。胡温提出了「协商政治」，那么中国现在走的路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以「和谐社会」为定位目标。但是很不幸地说，今天的 胡温政权，把「和谐社会」不仅仅界定为理念和目标，而且把它作为施政的手段，因为我们是「和谐社会」，因此就不允许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以这种手段来统治中 国社会。
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把「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手段，那么「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只有允许百姓通过上访、游行、群体性事件等低层次的冲 突，在动态中，和谐才会产生。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胡温在镇压机制上投资的代价有多高。五月份我跟一群电影制作者到四川灾区去，我们被十几部警车围住，还把 我们扣留起来，进行审讯达八个多小时。我们沿路拍了五十多个小时的片子，但是拍我们的人比我们的摄影师还多，有特警有便衣，有穿警服的摄影师等等。这是非 常可怕的。
我想为「胡温新政」开帖药方。去年我出了一本书叫『人大与中国治理』。在这本书里我提出「磨合政治」的概念。我认为，只有透过摩擦才能产生和谐，如果不允 许摩擦的话，是永远达不到和谐社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有太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百姓的暴乱和宗教运动。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自绝于党国的 老百姓。
很多人的确是对政治漠不关心，但他可以是一个热心的环保主义者，可以是一个车友会的组织者，他们远离政治，就已经然国家的触角短路。另外的群体性事件、宗 教信仰团体的反抗从底层和民间就能够对中国政府施压。通过这种摩擦、这种动态的冲突，才能够制造出未来中国的政治和谐，所以我把它叫做「磨合社会」。我把 中国的这几个治理模式讲清楚以后，现在就要总结下这样说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我是怎么思考的。
第一，我在思考中国的治理模式的时候，震惊地发现中国的治理体系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维坦」，吃人的怪兽。首先共产党在革命的名义下吃掉了自己的敌人。政权 建立后，它又在维护政权的名义下，开始吃所谓的政治异己者，就是他所谓的旧政权的残渣余孽、国民党暗藏的特务等等。然后就吃自己过去的盟友，通过公司合 营、利用反右等等，把这个过去的盟友给吃掉了，如资本家、知识份子。盟友吃完了以后，他开始吃自己的社会基础，那些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人民群众成千上万 的在大饥荒中被饿死。接着，又吃自己的子女，先是在文革中让自己的子女发狂，然后通过「上山下乡」运动，将他们驱赶到农村，遭受非人的折磨。这一过程也延 续到了「四五天安门运动」，和后来的「六四运动」。从文革开始，它不仅吃自己的子女，也自残手脚。
那么就是说为了维持他的政治大脑，他开始舍弃自己的手脚，他开始蚕食革命同志，那么到了最后，我们知道许多的所谓的贪官污吏成为这个“政治怪兽”的饲料。最恐怖的就是江泽民时期了，在反腐败的名义下，通过枪杀和关押而镇压共产党官员的比例比毛泽东时期要多的多。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多人自绝于党国那是一大幸事。为甚么呢？因为我们都不愿意身陷囹圄或者去死，不愿成为那个政治绞肉机吃人链条中的一部分，不愿成为一个专制社会的殉葬品。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很恐怖的逻辑。
第二，我认为中国患了一种政治败血症。为甚么我这样讲呢？我记得曾在马来西亚参观过当地的民主博物馆。在当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像前挂了两幅像，一个 是林肯，一个是温士顿•邱吉尔。无论马来西亚的民主多么不完善，但他们的模仿对象一个提出了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一个 签署了《大西洋宪章》，摧毁了法西斯极权政府、扞卫了民主。但是我们呢，中国领导人挂的是马列斯毛。而斯达林跟毛泽东作为历史的罪人，这一定论在政治学界 是毫无疑义的。另外，我们在讨论中对於马克思没有进行任何的批评，其实他最可恶的就在於，他还没有给人类带来福利的时候，首先要改造人类，要把每个人改造 成有高度觉悟和认识的品德高尚者，然后再去实现他的理念。试图把人性维持在高水准的想法反而把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人间惨剧」。
第三，就是「宏大的社会工程」和「渐进的社会工程」之间的区别。我们都知道，卡尔•波普尔批评专制社会、封闭社会，认为最最可恶的东西在於大搞社会工程， 也就是我说的「工程政治」的运作。因为喜好大工程，就不允许小规模渐进的社会工程发生。在他垄断政治参与权的同时，也就阻止了渐进的社会工程的发生。所 以，当我们在批判中国专制主义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应该进行怀疑的是这种宏大的社会工程。
第四，中国否认人性的多元性。当我们看到毛泽东不断地讲着吃饭政治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人当作动物对待去，把吃饭变成人的全部。而我们认为，吃饭是人类最 基本的一个要求，他不是人类的全部。如果要说人类本性的话，至少包括「经济的人」、「政治的人」、「道德的人」、「宗教的人」。只有承认多元性的情况下， 人的价值才不单单停留在工具价值的层面，人的「命价」才会提升。中国在地下教会和法轮功要进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它就来镇压了；当许多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想说 真话，想做有道德的人士的时候，它又开始镇压了。所以中国人的「命价」就非常的低。低到我们只进行一种生物层次上的满足。而至於其他的人性追求，国家都是 可以剥夺，可以扼杀的。这就是我们觉得非常恐怖的地方。
最后一点是关於人的价值。中国共产党把人的价值，只当作一个使用价值，它没有想着人的本体价值。我说的「经济的人」、「政治的人」、「道德的人」、「宗教 的人」那就是人的整体价值。在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必须用个人主义，个人价值来对抗国家主义。中国的未来走向应该是一个钻石的格局。从奥运会就 可以看出中国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个大结盟。为了抵抗国家主义，我们必须加上一个最基础的个人主义来对抗它。为了抵抗民族主义，我们必须加上一个全球 主义来对抗它。尤其是在范式重建问题上，我觉得必须得考虑这么一个钻石的结构。
最后讲一讲老子学院的问题。中共在全球试图总共建立500来个孔子学院，每个学院要花一百万进行建设。而我就在网站上注册了一个老子学院。希望用民间的力 量建立一所老子学院，跟他的孔子学院对抗。为甚么呢？因为从老子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对神的崇拜，对来世的追求，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对小政府的期盼，对大政 府的遏止，希望我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至少有一所民间的中国文化中心，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多元解读。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简介】夏明，曾就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留学,1997年获天普大学 (TempleUniversity,Philadelphia,Pennsylvania)政治学科目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获该年度社会科学、人文学 和教育类最佳博士论文奖。现为纽约城市大学斯德顿岛学院政治学教授(获终身教授资格)。复旦大学访问教授（2007），湖南吉首大学院外教授,复旦大学选 举与人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讲座研究员。参与过«社会学概论»(1992年高教版)和«比 较政府体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写作,着有:«二元发展型国家:中国转型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与治理：走向网络治 理模式»两书。现正从事《中国黑社会三部曲》（英文）的写作。
新唐人http://www.ntdtv.com/xtr/b5/2008/11/13/a221374.html#video
2008年10月26日星期日
何清涟：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造成中國社會貪汙腐敗猖行；貧富懸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導致民怨沸騰，終於爆發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
时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開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并将陸續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聯合舉辦的『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发言。
【何 清涟】 这一次讨论会讨论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大饥荒」，这个在国内今年是根本不许讨论的。还有一个是「改革三十年」，这个是目前讨论的轰轰烈烈，但是只许从赞 美的角度上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从各个角度，讲述共产党怎么样把中国人民从改革前的黑暗引领出来，至于改革以前的黑暗是谁造成的呢？这个他就不提啦！我想 在这里讲一下，从我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改革。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第一部份，从四个视角来谈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
第 一个视角就从社会分配的角度考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利益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那么它的结局，就很能够衡量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按照中 国政府自己颁布的数字，中国衡量贫富差距、分配收入的不平等指标 --「基尼系数」）已经接近零点五，但是只是逼近，因为按照他的计算是永远不会超过零点五的，因为零点五是社会动乱的表现。它就是在零点四点七、八左右排 徘徊了好几年。
不是很专业的人不太明白「基尼系数」的含义，那么我就讲一个数据。根据二零零六年「波士顿全球资询公司」公布的全球财富报 告，其中中国财富的集中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中国一百五十万个家庭占有中国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其中特别标明了，这个只包括银行存款和股票的金融 资产，而房地产及转移海外的资产不计在内。那么一百五十万个家庭是中国家庭总数的多少呢？就是百分之零点四。美国--这个被中国拼命批评贫富差距过大的国 家，他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拥有财富的百分之五十六到五十九之间。那么这样一比我们就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多大了。
中 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GDP总量已经直追美国，超越日本、德国，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然后在二零二零年就会超越美国。但世界银行去年宣布，按亚洲开发银行的购 买力评价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有很大的水份。按照调整过的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总量要缩水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中国的财富总量一下子缩小了百分之四十。 中国每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达到三亿多，这跟中国所宣布的贫困人口五千万相差六倍。那么有三亿多人只有日均一美元以下的消费，这是相当贫困的。从社会 分配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极不公平的。
第二个视角从「民主化」发展看。我也算是改革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见证者。我记得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 启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批判社会制度，当然也从各个角度批判，但是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民主化」，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我们追求的楷模和目标。但是，从胡锦涛 接任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意识型态向「左」转，经济政策就向「右」转，整个国家的行动和思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开始否定西方的民主制 度。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由社科院颁布了一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它的标志。他颁布这个『白皮书』的目地就是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 解」，即中国只搞了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白皮书』说中国的民主建设早就完成了，它深深的植根于民主大地。大家让共产党当政，那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 个报告的执笔人房宁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详细地解释了四条。从那以后整个理论界的风向就变了。
『南 方周末』曾经登过一个北大召开的政治改革讨论会，很多学者一开头就要声明：我是不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我是拥护我们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至于这个「民 主化」，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和内涵的鉴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跟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
最近美国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真的是欣喜若狂，它是对内对外有两张脸。对外，就是表示要和美国携手共渡难关，然后央行就三路齐下，增加资本流动性，和世界各 国央行保持一致。对内，宣称中国的经济危机都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前年开始的房地产、股市等等，它全部归罪到美国的金融危机。然而这也不是它的真正目 地，它真正目地是要说，金融危机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破产，倒掉了美国这块民主政治的金字招牌。然后就开始从里根时代的小政府，政府不干预经济。最后就 得出结果，现在全世界都普遍看好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胡锦涛这个政府是不可能再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第 三个视角，是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底层社会过分庞大的社会。我记得我在二零零年写过一个『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其中我试图 打破一个「神话」即中国会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我当时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总共也就是百分之十五。后来的几项研究包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也 基本上在百分之十五左右这个数字上徘徊。但是清华大学的李强作了一个报告，他的结论非常学术化，外行看不明白。我把他的数据讲一下，你们就明白了。他说： 城市里的底层是百分之五十五点多；中产阶级是百分之三十多。但是农村社会底层是占百分之九十八点多，那么就是相当庞大。他把这个社会称作「倒丁字型结 构」，就是庞大基座，比我们讲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厉害。那个报告，我想李强可能就是成心让大家看不明白，所以全是模型和数据。但是他这个结论我觉得是最 接近真实的。所以这三方面来看中国的改革都不是成功的。
第四个视角「世界工厂」的倒闭。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这个「世界工厂」从技 术上来说，根本就无法和几百年前的「世界工厂」英国相比。到去年结束了「世界工厂」的荣耀为止，中国在技术上不处于领先地位；它只是「世界工厂」中间的一 个加工组装车间，很多的核心技术都在别的国家--发达国家。但是这个「世界工厂」是以透支中国的环境资源；透支劳工的生命福利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血汗工厂。
这 个「世界工厂」从去年起面临极大的问题。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三大支出产业是：第一是纺织品。它这在世界一直是居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超过百分之六十 以上。第二个是制鞋。制鞋在二零零三年开始，市场占有率国际占有率，就百分之六十八以上，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 的鞋类。还有一个就是玩具。玩具的市场占有率也是超过百分之六十。但是这三大产业去年都因为质量问题，遭到西方各国贸易的抵制。比如有毒的鞋子，还有有毒 的玩具等等，遭到西方各国贸易壁垒和抵制。
今年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带 --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先后发生企业倒闭潮。珠江三角洲的倒闭潮从去年开始；长江三角洲从今年开始倒闭。倒闭的原因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在这里不说了。
去年年底日本的一家杂志约我写一篇文章评述二零零八年的经济，我当时写的标题叫做：『二零零八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我就从房地产、股市、还有企业倒闭、通涨指数，这 四方面分析，最后归结到一条，就是这四者都会造成银行的烂帐过大，中国银行前几年通过股市转嫁出去的金融危机又会重新回来。这篇文章虽然是写在一月份，但 是现在看来都一一验证。不过共产党现在把它归结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不像对欧洲、日本等其它市场经 济国家的影响。
很多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反复地问我：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GDP增加的这么大，为什么老百姓的反抗那么多？我当时 思考了一下，我回答说：非常简单。这跟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直接相关。大家看一下，中国这个财富的寻宝图，就是四大内容，哪四大呢？一个就是股市；一个就是房 地产；还有一个就是资源型企业；再来一个就是金融。股市，大家可能在国外都知道，我就不讲了。房地产这些年来几乎就是以圈占农民的耕地和城市拆迁户的住房 用地为主要内容，它支撑了近十多年的中国房地产业。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和别的政府不同，在房地地产的市场上他一身两任，既充当买者，又充当 卖者。它充当买者，是从农民手里用权力把土地低价强征过来，或者用很低的补偿把拆迁户的房子、住宅基地弄过来，然后再转手倒给地产商，就赚很多的钱。所以 中国的贪官污吏百分之九十五都和房地产有关，这是近十年的一个事实。
还有一个就是资源性企业。资源性企业就是重化企业。大家去看一下二零零五和二零零六年的全国纳税五百强，排在前六十名的几乎全是国家级的重化企业，这些石油重化企业都是高污染企业，其中包括近两年不断引起反抗活动的PX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建到哪里，哪里就遭受到高污染。
所 以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反抗主要就是四大问题：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就是反拆迁；第三就是反环境污染；第四就是泄愤型的。泄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诉得不到解 决，大家积怨已久，遇到一个突发事件就会爆发。就像那个「瓮安事件」 、「高英英事件」，都跟参与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大家都出于泄愤而参与。而且这种泄愤的事情是愈来愈多。所以你只要看一看哪个领域财富增长的最快，哪个领 域的掠夺行为就发生的最多；哪个领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这么总结吧，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塑造着中 国社会反抗模式。
第二部份：经济结构和国家能力畸型发展之间的关系
前面我从四个方面讲了改革的不成功。那么这么大的财富增长，这么掠夺性的使用中国的财力和环境资源，最后的利益都归了谁呢？就是归了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以及依附在它们之上的经济利益集团和部份知识精英。
我 算三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了。中国的GDP总量，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个「分税制」以前的了，我就讲「分税制」以后。「分税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央 收回「财权」，但是把社会福利，还有公共建设所有的「事权」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财政开支和地方官员的利益，就加强其掠夺性，但是因为中央政 府它高高在上，它不面对底层社会和农民，所以农民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叫基层政府的官员念歪了。我是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分税制」的不公平 才导致地方政府掠夺性的行为，那么地方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的医疗、养老保险、还有教育、包括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甩给了地方政 府，而地方的税收「油水」全被中央拿去了，比如最大的烟酒税、海关税、还有印花税全归中央的。只有是农业税留给地方了，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税，所以地方政府 为了开拓新税源，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烈。
一九九四年是「分税制」执行的第一年，我讲第二年，就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政府的财政 收获占GDP的百分之十四点八；，全国的职工工资的总收入占GDP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相差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这个时候朱镕基还没有「甩包袱」，就是教 育、医疗、养老、还有失业这些都是归政府担着。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总量多少呢？是百分之二十四。职工的工资总额是占 GDP从百分之十五点四降到十一点七。同时这时候老百姓头上还压了三座大山：就是教育、医疗、住房，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府是很不负 责任的。
还有一个数目，贪污腐败每年流失的资金，叫做「腐败黑数」，「腐败黑数」的总量有多大呢？大概是在九八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之间，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六点八，就是超过整个国家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出政府的资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政府通过改革大大的加强了他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分五种：第一种是资源抽取能力；第二种就是强制能力；第三是分配能力；第四是规范能力；第五就是保护能力。
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因为他的征地已经造成八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三百七十万拆迁户失去住房，搞的这么多人无家可归，那些失地农民彻地的成为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人员。
第二，是「强制能力」。「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各个地方针对农民的反抗已经不像朱镕基时代，还给一点「胡萝卜加大棒」，现在一味只有「大棒」，安抚是愈来愈不需要了。国家安全局几乎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网络警察，那么这种强管制能力是愈来愈强。
第 三，谈一谈「规范能力」。「规范能力」是政府用法律，规范政府、官员、规范企业、规范社会成员的能力。中国的环境污染大家都知道非常厉害，但是你们知道环 保立法共有多少吗？环保立法高达一千七百八十多部。而且层层政府都有环保局管「环评」，但是最后中国的环境污染是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恶劣化。那么这就说明政 府的「规范能力」很差。
同时还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讲起来，你们可能特别吃惊，中国普通人的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公务员的犯罪率是两百分之一，就是比普通人高一倍；那么法官的犯罪率是多高呢？是百分之一点五，是普通人的五倍，中国的官员法官成了高犯罪群体了。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政府的规范能力有多么糟糕。
第 四再看看这个「保护能力」。「保护能力」大家都知道，这个警察至少是保护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力量。但是大家从杨佳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警察已经成为犯罪的根 源了，已经成了犯罪的因素，引起民怨的因素。所以杨佳杀警大家不同情警察，只同情杨佳，就是因为他们把被杀的警察当成了制度的象征了。至于黑社会剥夺老百 姓，而政府很多官员几乎是和黑社会形成一体。这些我都有专题报告，我就不在这里讲啦。
最后再讲一下「分配能力」。前面谈到贫富差距，这叫 财富分配能力。还有一个叫做「福利分配」能力。「福利分配」就是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我谈一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是三大保险，就是养老、医疗、失 业。现在这三大保险，几乎只覆盖了党政事业机关。那么就是说，养老保险只覆盖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政府医疗保险这几年的投入是愈来愈低，只有百分之 十七点多；社会的投入百分之二十七的点多；而个人投入超过百分之十五。印度这个国家比我们国家穷，但是印度政府的投入占百分之五十八左右；欧洲国家投入是 百分之七十三左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政府几乎把包袱全甩给民众。那么有限的政府投入又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八十五用到了八百多万干部的身上，就是 那些老干部医疗保险，这都是共产党自己有数据计算的，我就不谈了。
最后，我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根据我上述所谈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已经 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利型」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自利性有：分配的自利性，还有立法的自利性。所谓立法常常是一个部门自己立法，立出有利于自己的法，自己执 法。那么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间既是制定者、监督者、裁判者，同时自己还要下场参赛。很多官员的家属、亲人都经商，政府还办公司。所以像这样的政府「一身 而三任」的所谓「市场经济」，我们能叫做跟美国相比的那种市场经济吗？很抱歉因为我这篇文章还没有完成，它中间还有一些表格、图表我还要绘制。完成以后我 会发表的，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谢谢大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編者注】何清漣簡歷：1956 年生，中國湖南省邵陽市人。1983年畢業於中國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88年畢業於中國復旦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曾先後 在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經濟系任教。曾供職於《深圳法制報》社。1999年6月14日被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亞洲之星”專號獲選“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1999年11月28日被中國的三聯生活周刊列爲影響中國的二十五位時代人物之一。2000年因發表於《書屋》雜誌上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 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而受整肅。2001年6月中旬被迫離開中國。2001年9月至2002年6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者；2002年7月至 2003年6月，在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斯塔騰學院做訪問學者；2003年9月至2004年7月，在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者。現爲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中 國人權（紐約）高級研究員。
新唐人http://ntdtv.com/xtr/b5/2008/10/25/a213649.html
时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開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并将陸續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聯合舉辦的『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发言。
【何 清涟】 这一次讨论会讨论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大饥荒」，这个在国内今年是根本不许讨论的。还有一个是「改革三十年」，这个是目前讨论的轰轰烈烈，但是只许从赞 美的角度上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从各个角度，讲述共产党怎么样把中国人民从改革前的黑暗引领出来，至于改革以前的黑暗是谁造成的呢？这个他就不提啦！我想 在这里讲一下，从我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改革。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第一部份，从四个视角来谈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
第 一个视角就从社会分配的角度考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利益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那么它的结局，就很能够衡量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按照中 国政府自己颁布的数字，中国衡量贫富差距、分配收入的不平等指标 --「基尼系数」）已经接近零点五，但是只是逼近，因为按照他的计算是永远不会超过零点五的，因为零点五是社会动乱的表现。它就是在零点四点七、八左右排 徘徊了好几年。
不是很专业的人不太明白「基尼系数」的含义，那么我就讲一个数据。根据二零零六年「波士顿全球资询公司」公布的全球财富报 告，其中中国财富的集中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中国一百五十万个家庭占有中国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其中特别标明了，这个只包括银行存款和股票的金融 资产，而房地产及转移海外的资产不计在内。那么一百五十万个家庭是中国家庭总数的多少呢？就是百分之零点四。美国--这个被中国拼命批评贫富差距过大的国 家，他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拥有财富的百分之五十六到五十九之间。那么这样一比我们就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多大了。
中 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GDP总量已经直追美国，超越日本、德国，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然后在二零二零年就会超越美国。但世界银行去年宣布，按亚洲开发银行的购 买力评价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有很大的水份。按照调整过的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总量要缩水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中国的财富总量一下子缩小了百分之四十。 中国每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达到三亿多，这跟中国所宣布的贫困人口五千万相差六倍。那么有三亿多人只有日均一美元以下的消费，这是相当贫困的。从社会 分配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极不公平的。
第二个视角从「民主化」发展看。我也算是改革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见证者。我记得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 启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批判社会制度，当然也从各个角度批判，但是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民主化」，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我们追求的楷模和目标。但是，从胡锦涛 接任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意识型态向「左」转，经济政策就向「右」转，整个国家的行动和思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开始否定西方的民主制 度。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由社科院颁布了一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它的标志。他颁布这个『白皮书』的目地就是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 解」，即中国只搞了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白皮书』说中国的民主建设早就完成了，它深深的植根于民主大地。大家让共产党当政，那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 个报告的执笔人房宁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详细地解释了四条。从那以后整个理论界的风向就变了。
『南 方周末』曾经登过一个北大召开的政治改革讨论会，很多学者一开头就要声明：我是不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我是拥护我们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至于这个「民 主化」，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和内涵的鉴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跟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
最近美国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真的是欣喜若狂，它是对内对外有两张脸。对外，就是表示要和美国携手共渡难关，然后央行就三路齐下，增加资本流动性，和世界各 国央行保持一致。对内，宣称中国的经济危机都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前年开始的房地产、股市等等，它全部归罪到美国的金融危机。然而这也不是它的真正目 地，它真正目地是要说，金融危机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破产，倒掉了美国这块民主政治的金字招牌。然后就开始从里根时代的小政府，政府不干预经济。最后就 得出结果，现在全世界都普遍看好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胡锦涛这个政府是不可能再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第 三个视角，是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底层社会过分庞大的社会。我记得我在二零零年写过一个『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其中我试图 打破一个「神话」即中国会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我当时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总共也就是百分之十五。后来的几项研究包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也 基本上在百分之十五左右这个数字上徘徊。但是清华大学的李强作了一个报告，他的结论非常学术化，外行看不明白。我把他的数据讲一下，你们就明白了。他说： 城市里的底层是百分之五十五点多；中产阶级是百分之三十多。但是农村社会底层是占百分之九十八点多，那么就是相当庞大。他把这个社会称作「倒丁字型结 构」，就是庞大基座，比我们讲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厉害。那个报告，我想李强可能就是成心让大家看不明白，所以全是模型和数据。但是他这个结论我觉得是最 接近真实的。所以这三方面来看中国的改革都不是成功的。
第四个视角「世界工厂」的倒闭。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这个「世界工厂」从技 术上来说，根本就无法和几百年前的「世界工厂」英国相比。到去年结束了「世界工厂」的荣耀为止，中国在技术上不处于领先地位；它只是「世界工厂」中间的一 个加工组装车间，很多的核心技术都在别的国家--发达国家。但是这个「世界工厂」是以透支中国的环境资源；透支劳工的生命福利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血汗工厂。
这 个「世界工厂」从去年起面临极大的问题。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三大支出产业是：第一是纺织品。它这在世界一直是居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超过百分之六十 以上。第二个是制鞋。制鞋在二零零三年开始，市场占有率国际占有率，就百分之六十八以上，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 的鞋类。还有一个就是玩具。玩具的市场占有率也是超过百分之六十。但是这三大产业去年都因为质量问题，遭到西方各国贸易的抵制。比如有毒的鞋子，还有有毒 的玩具等等，遭到西方各国贸易壁垒和抵制。
今年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带 --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先后发生企业倒闭潮。珠江三角洲的倒闭潮从去年开始；长江三角洲从今年开始倒闭。倒闭的原因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在这里不说了。
去年年底日本的一家杂志约我写一篇文章评述二零零八年的经济，我当时写的标题叫做：『二零零八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我就从房地产、股市、还有企业倒闭、通涨指数，这 四方面分析，最后归结到一条，就是这四者都会造成银行的烂帐过大，中国银行前几年通过股市转嫁出去的金融危机又会重新回来。这篇文章虽然是写在一月份，但 是现在看来都一一验证。不过共产党现在把它归结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不像对欧洲、日本等其它市场经 济国家的影响。
很多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反复地问我：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GDP增加的这么大，为什么老百姓的反抗那么多？我当时 思考了一下，我回答说：非常简单。这跟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直接相关。大家看一下，中国这个财富的寻宝图，就是四大内容，哪四大呢？一个就是股市；一个就是房 地产；还有一个就是资源型企业；再来一个就是金融。股市，大家可能在国外都知道，我就不讲了。房地产这些年来几乎就是以圈占农民的耕地和城市拆迁户的住房 用地为主要内容，它支撑了近十多年的中国房地产业。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和别的政府不同，在房地地产的市场上他一身两任，既充当买者，又充当 卖者。它充当买者，是从农民手里用权力把土地低价强征过来，或者用很低的补偿把拆迁户的房子、住宅基地弄过来，然后再转手倒给地产商，就赚很多的钱。所以 中国的贪官污吏百分之九十五都和房地产有关，这是近十年的一个事实。
还有一个就是资源性企业。资源性企业就是重化企业。大家去看一下二零零五和二零零六年的全国纳税五百强，排在前六十名的几乎全是国家级的重化企业，这些石油重化企业都是高污染企业，其中包括近两年不断引起反抗活动的PX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建到哪里，哪里就遭受到高污染。
所 以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反抗主要就是四大问题：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就是反拆迁；第三就是反环境污染；第四就是泄愤型的。泄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诉得不到解 决，大家积怨已久，遇到一个突发事件就会爆发。就像那个「瓮安事件」 、「高英英事件」，都跟参与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大家都出于泄愤而参与。而且这种泄愤的事情是愈来愈多。所以你只要看一看哪个领域财富增长的最快，哪个领 域的掠夺行为就发生的最多；哪个领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这么总结吧，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塑造着中 国社会反抗模式。
第二部份：经济结构和国家能力畸型发展之间的关系
前面我从四个方面讲了改革的不成功。那么这么大的财富增长，这么掠夺性的使用中国的财力和环境资源，最后的利益都归了谁呢？就是归了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以及依附在它们之上的经济利益集团和部份知识精英。
我 算三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了。中国的GDP总量，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个「分税制」以前的了，我就讲「分税制」以后。「分税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央 收回「财权」，但是把社会福利，还有公共建设所有的「事权」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财政开支和地方官员的利益，就加强其掠夺性，但是因为中央政 府它高高在上，它不面对底层社会和农民，所以农民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叫基层政府的官员念歪了。我是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分税制」的不公平 才导致地方政府掠夺性的行为，那么地方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的医疗、养老保险、还有教育、包括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甩给了地方政 府，而地方的税收「油水」全被中央拿去了，比如最大的烟酒税、海关税、还有印花税全归中央的。只有是农业税留给地方了，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税，所以地方政府 为了开拓新税源，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烈。
一九九四年是「分税制」执行的第一年，我讲第二年，就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政府的财政 收获占GDP的百分之十四点八；，全国的职工工资的总收入占GDP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相差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这个时候朱镕基还没有「甩包袱」，就是教 育、医疗、养老、还有失业这些都是归政府担着。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总量多少呢？是百分之二十四。职工的工资总额是占 GDP从百分之十五点四降到十一点七。同时这时候老百姓头上还压了三座大山：就是教育、医疗、住房，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府是很不负 责任的。
还有一个数目，贪污腐败每年流失的资金，叫做「腐败黑数」，「腐败黑数」的总量有多大呢？大概是在九八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之间，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六点八，就是超过整个国家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出政府的资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政府通过改革大大的加强了他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分五种：第一种是资源抽取能力；第二种就是强制能力；第三是分配能力；第四是规范能力；第五就是保护能力。
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因为他的征地已经造成八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三百七十万拆迁户失去住房，搞的这么多人无家可归，那些失地农民彻地的成为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人员。
第二，是「强制能力」。「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各个地方针对农民的反抗已经不像朱镕基时代，还给一点「胡萝卜加大棒」，现在一味只有「大棒」，安抚是愈来愈不需要了。国家安全局几乎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网络警察，那么这种强管制能力是愈来愈强。
第 三，谈一谈「规范能力」。「规范能力」是政府用法律，规范政府、官员、规范企业、规范社会成员的能力。中国的环境污染大家都知道非常厉害，但是你们知道环 保立法共有多少吗？环保立法高达一千七百八十多部。而且层层政府都有环保局管「环评」，但是最后中国的环境污染是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恶劣化。那么这就说明政 府的「规范能力」很差。
同时还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讲起来，你们可能特别吃惊，中国普通人的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公务员的犯罪率是两百分之一，就是比普通人高一倍；那么法官的犯罪率是多高呢？是百分之一点五，是普通人的五倍，中国的官员法官成了高犯罪群体了。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政府的规范能力有多么糟糕。
第 四再看看这个「保护能力」。「保护能力」大家都知道，这个警察至少是保护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力量。但是大家从杨佳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警察已经成为犯罪的根 源了，已经成了犯罪的因素，引起民怨的因素。所以杨佳杀警大家不同情警察，只同情杨佳，就是因为他们把被杀的警察当成了制度的象征了。至于黑社会剥夺老百 姓，而政府很多官员几乎是和黑社会形成一体。这些我都有专题报告，我就不在这里讲啦。
最后再讲一下「分配能力」。前面谈到贫富差距，这叫 财富分配能力。还有一个叫做「福利分配」能力。「福利分配」就是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我谈一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是三大保险，就是养老、医疗、失 业。现在这三大保险，几乎只覆盖了党政事业机关。那么就是说，养老保险只覆盖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政府医疗保险这几年的投入是愈来愈低，只有百分之 十七点多；社会的投入百分之二十七的点多；而个人投入超过百分之十五。印度这个国家比我们国家穷，但是印度政府的投入占百分之五十八左右；欧洲国家投入是 百分之七十三左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政府几乎把包袱全甩给民众。那么有限的政府投入又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八十五用到了八百多万干部的身上，就是 那些老干部医疗保险，这都是共产党自己有数据计算的，我就不谈了。
最后，我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根据我上述所谈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已经 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利型」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自利性有：分配的自利性，还有立法的自利性。所谓立法常常是一个部门自己立法，立出有利于自己的法，自己执 法。那么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间既是制定者、监督者、裁判者，同时自己还要下场参赛。很多官员的家属、亲人都经商，政府还办公司。所以像这样的政府「一身 而三任」的所谓「市场经济」，我们能叫做跟美国相比的那种市场经济吗？很抱歉因为我这篇文章还没有完成，它中间还有一些表格、图表我还要绘制。完成以后我 会发表的，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谢谢大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編者注】何清漣簡歷：1956 年生，中國湖南省邵陽市人。1983年畢業於中國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88年畢業於中國復旦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曾先後 在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經濟系任教。曾供職於《深圳法制報》社。1999年6月14日被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亞洲之星”專號獲選“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1999年11月28日被中國的三聯生活周刊列爲影響中國的二十五位時代人物之一。2000年因發表於《書屋》雜誌上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 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而受整肅。2001年6月中旬被迫離開中國。2001年9月至2002年6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者；2002年7月至 2003年6月，在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斯塔騰學院做訪問學者；2003年9月至2004年7月，在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者。現爲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中 國人權（紐約）高級研究員。
新唐人http://ntdtv.com/xtr/b5/2008/10/25/a213649.html
订阅：
博文 (Atom)